【新作】朱宪、吕孝礼等：Writing to Give Sense in an Unfolding Crisis

 编者按：近日，由朱宪、吕孝礼等合著的论文 Writing to Give Sense in an Unfolding Crisis: Examining Senior Executives' Pishi in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System在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期刊发表。

摘要
危机赋义（sensegiving）是一项至关重要的领导活动，旨在建构领导与下属之间建构“通用作战图”（common operational picture）。尽管语言在意义建构（sensemaking）与赋义（sensegiving）研究中的作用已得到充分肯定，但赋义的微观语言实践——尤其是中高级别领导——仍鲜有探索。本文基于123份批示的独特数据集来考察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危机赋义。为分析这些批示，我们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使用“话语交代”（discursive accounts）概念将主题内容、言语行为、细粒度的语言特征建立连接。通过内容分析与聚类分析，我们识别出五种危机赋义风格，包括诊断型赋义、程序型赋义、直接干预型赋义、象征指导型赋义与公共沟通型赋义。这些风格在行动具体性、语言紧急性与关系定位三个维度上呈现出明显差异。研究发现挑战了“短文本缺乏传达意义深度”的假设；在批示短文本中，中高级领导干部是策略性地运用言语行为与语言线索（如紧急性、情态与模糊性）来传递优先事项、宣示权威或避免问责。

一、研究背景：危机赋义的“语言之窗”

危机赋义是危机领导力的关键活动之一，旨在领导与下属之间建构“共同作战图景”（common operational picture）——即领导者塑造他人对形势的解读、向下属传达自身意图(Boin & Renaud, 2013; Maitlis & Sonenshein, 2010; Wolbers & Boersma, 2013)。尽管危机意义建构（sensemaking）研究已相当丰富，但对危机赋义的关注仍然有限 (Collier, 2024)。

语言在意义建构与赋义中的作用早已得到认可，例如：
Weick (2005, p. 409) ：“sensemaking occurs when a flow of organizational circumstances is turned into words and salient categories… organizing itself is embodied in written and spoken texts”。 
Gephart & Ganzin (2019, p. 123) 则呼吁以更细致的语言学描述，“precisely describe and analyze sensemaking in specific risk and crisis settings”。

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批示为考察中高级干部的危机赋义提供了独特窗口。作为组织沟通的成熟体裁 (Yates & Orlikowski, 1992)，批示正式记录并存档了领导在例行与危机情境中跨越层级指令。危机批示可传达领导者的形势判断与应急处置命令 (Tsai & Dean, 2015; Tsai & Liao, 2017)。批示一经作出，即在政府机构内作为权威指令流转、指导危机响应，事后又作为追责问责的证据。因此，批示既记录了领导者对危机的建构（sensemaking），也记录了其指挥危机应对时的赋义（sensegiving）。

本研究尝试回答两个问题：
面对迫近的危机，中高级领导干部在赋义中运用了哪些语言实践？这些实践如何在“批示”这一书面体裁中得以实现？
中国不同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之间的危机赋义有何差异？

二、数据与方法：模拟演练中的123份批示

数据来源：2017—2018年间四场中高级领导干部培训项目模拟演练中收集的123份批示。

演练场景：基于真实邻避（NIMBY）事件开发——500余名群众在市中心广场聚集，反对在当地建设固废焚烧厂。演练伊始，参与者观看背景视频，随后接收书面的《应急信息专报》，并须在五分钟内以“分管副市长”的身份作出批示。

辅助数据：3场焦点小组（18位专家）与20次深度访谈（17位公务员，其中3人接受两次访谈），聚焦批示的结构要素、语言特征及其在行政系统中的流转实践。

分析过程：以言语行为为分析单位，共识别出629个言语行为（每份批示1-13个，单个言语行为4—46个汉字）；对13类主题与各言语行为类型进行分析；对紧急性、行动强度、情态、礼貌、模糊五种语言特征进行编码；识别出五种赋义风格。

分析框架（如下图）：以经典社会学概念“交代”（account，即“每当行动面临追问时所使用的语言装置”， Scott & Lyman, 1968）为枢纽，连接言语行为与赋义行为：
语义性交代（semantic account）：对情境的解读与说明；
施为性交代（performative account）：促成并交代行动；
关系性交代（relational account）：建立相对于他者的身份——既可通过指令的具体程度展示危机应对专业性，也可借助高度模糊性规避问责、保留未来选择空间 (Eisenberg, 1984)。

分析框架图

三、发现

（一）批示中的言语行为图景

主题分布图

言语行动分布图

（二）五种危机赋义风格
1. 诊断型赋义（diagnostic sensegiving，n=5）。以“描述情境”为主，主要通过语义性说明描述事件、强调事态的严重性、敏感性或潜在后果，以建立对情势的共同理解。
2. 直接干预型赋义（direct-intervention sensegiving，n=11）。直接指明由谁在前线负责、实施何种措施。批示突出现场秩序维护与指挥协调结构的建立，而非启动预案或泛化的方式方法；语言上以高度紧急性与指向明确主体的祈使句为特征，体现“指挥—控制”取向，主要实现施为性交代。
3. 程序合规型赋义（procedural-compliance sensegiving，n=18）。以“启动应急预案”为标志，呼应“基于规则的意义建构”（rule-based sensemaking; Lu, 2017）或“算法式意义建构”（algorithmic sensemaking; Schildt et al., 2020）。
4. 象征指导型赋义（symbolic-guidance sensegiving，n=30）。更强调设定目标与突出方式方法，内容抽象而具象征性，聚焦一般原则与战略取向；更多使用禁止类言语行为以强调避免最坏情形，行动强度更高，模糊语言使用最多；主要实现展示领导权威、向下级机构传递期望的关系性说明。
5. 公共沟通型赋义（public-communication sensegiving，n=59）。与直接干预型同为操作性方案，但更侧重现场公众沟通与公共关系，旨在安抚公众情绪，并强调为事态潜在升级提前做好准备；语言上礼貌表达更多，呈现更具说服力与沟通性的取向；常用带主体的祈使句，以逐条指令的方式呈现，主要实现展示领导者作为危机应对专家形象的关系性交代。

四、贡献
第一，识别并刻画了中高级领导干部危机赋义的不同风格。既有研究多依赖单一或多案例 (Bundy et al., 2017; Maitlis & Christianson, 2014)，未能充分捕捉高管赋义行为的多样性。本研究通过对大样本批示的细察表明：面对完全相同的危机情境，领导者采取了不同的危机赋意策略——从直接干预型的现场操作指挥，到程序合规型的程序性自我防护，再到公共沟通型的公共关系管理——，“危机领导力”在实践中呈现为一个行为谱系。

第二，将赋义风格概念化为“主题内容+语言特征”的构型，并以话语性交代为中介。 语义性、施为性与关系性三类交代把微观语言特征与宏观领导行为连接起来：程序合规型与象征指导型分别借助程序引用与模糊语言实现规避问责、保留未来选择空间的关系性交代 (Eisenberg, 1984)；直接干预型则以高紧急性与带主体祈使句实现展示决断、驱动行动的施为性交代。

第三，挑战了“短文本缺乏意义深度”的假设 (Fayard & Metiu, 2014)。批示虽短，领导以短语与特定语言标记弥补叙事细节的缺失——采用直接干预型的领导者可用寥寥数个高强度祈使句（如“立即部署”）传达紧迫性与责任分工；采用象征指导型的领导者则可借助抽象的禁止性言语行为，在不指定具体战术行动的情况下强化权威。在紧迫、高风险的危机情境中，语言效率本身即是一种关键资源：领导者依赖言语行为与语言线索，而非冗长的解释，来对齐下属的理解。

第四，展示了模拟演练在领导干部培训中作为研究方法的独特价值。模拟演练提供了在受控情境中复制真实危机高压语境的机会，使我们得以观察并比较领导面对同一情境的赋义行为，获得大样本数据。

第五，丰富了关于领导批示的经验研究。这是首个针对中高级领导干部针对同一场景批示的大样本研究，补充了以往聚焦国家层面领导者的研究 (Chen et al., 2019, 2024; Tao & Chen, 2017)，通过分析微观层面的言语行为、语言特征与异质化赋义风格，打开了中高级领导干部危机赋义的“黑箱”。

五、启示

研究发现对危机管理培训与实践有如下启示。程序合规型与象征指导型风格的盛行揭示了危机响应中的一个潜在陷阱：此类批示虽可帮助领导者规避问责风险，却“几乎不传达可操作的意义”；相比之下，直接干预型与公共沟通型明确任务与责任主体，更有利于操作层面的协调。

培训项目应强调“话语能力”（discursive competence; Maitlis & Lawrence, 2007）训练，领导应识别模糊的、自我保护性的语言何时会阻碍有效的危机响应；并可运用本研究识别的五种风格，帮助学员在语义性交代（建立共同理解）、关系性交代（管理问责关切）与施为性交代之间取得平衡。

论文信息
Zhu, X., X. Lu, and K. Zhong. 2026. “ Writing to Give Sense in an Unfolding Crisis: Examining Senior Executives' Pishi in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System.”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34: e70248. https://doi.org/10.1111/1468-5973.70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