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发：《中国行政管理》2023年第8期

作者：卜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彭宗超（通讯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中国社会风险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摘　要］ 临时性组织作为组织的一种常见形态，在应急管理的快速决策与协同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组织理论和实践研究中长期未得到相应的关注。研究多种类型的临时性组织，特别是应急管理背景下的临时性组织，可以丰富和深化相关组织理论并为我们提供应急管理实践发展的新思路。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临时性组织的共性特质，进而聚焦于应急管理情境中的临时性组织形态，并同已有的相似组织概念对话。本文通过理论回顾和比较研究，认为临时性组织理论的运用可以为推动新时代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事业发展提供启发和借鉴，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相关探索方向。

［关键词］ 临时性组织；应急管理；组织理论；应急协同

临时性组织（temporary organization）作为一种组织形态越来越常见于日常管理工作和各类突发事件的处理中，却长期为研究者所忽视。经典组织理论通常关注处于长期稳定状态的常规组织①呈现的特征，如罗宾斯等人认为，常规的组织需要对人员有精心安排，具有精密的组织结构。［1］这构成了人们了解商业机构、社会团体、政府组织的基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临时性组织逐渐进入学者视野。这类组织在形态、定位上和当时学者概念中的组织有所不同，时间的约束导致该类组织结构的动态变化极为普遍而缺乏长期稳定结构，往往会在较短的期限内解散，也较难为研究者所捕捉。（① 与临时性组织作比较时需要有语义上相对应的“非临时性”组织类型。为了简洁，本文将语义上相反的非临时性组织暂称为“常规组织”，对应一般研究者印象中的“正规组织”或“永久组织”。需要注意的是，“常规组织”一词的使用并不够严谨，因此本文仅以之用于与临时性组织对照，而不再对“常规组织”下具体定义。）

应急管理是临时性组织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也是发现、检验临时性组织理论的适宜场所。在应急管理领域，围绕常规应急组织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而临时性应急组织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案例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在我国当前所处的应急管理情境下，临时性组织理论具有极强的启发性，对于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应急管理事业发展的意义重大。与此同时，学界已经有一些与临时性组织类似的组织概念，如任务型组织、突生组织，也产生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这些概念之间的异同点也尚未明晰，造成讨论时的混用或误用。立足于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本文在辨析临时性组织共性的关键要素后试图重新厘清临时性组织的定义，并与相近概念进行比较分析。

一、临时性组织的核心与定义

（一）时间约束性：临时性组织的主要标志

临时性组织与常规组织核心的区别是时间对组织的约束性。依据组织周期理论，常规组织周期是从创立、发展到变老、直至死亡的过程。学术界习惯于把组织的发展过程归纳为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2］在更长的时间线上看，所有的组织都不是永久存续的，但之所以能够区分临时性和常规性或非临时性，在于临时性组织更具时间约束性。有学者认为，临时性组织是指有固定的时间节点或时间状态来预示组织使命结束的组织形态，［3］时间是稀缺的、线性的和有价值的资源，［4］或者由于人们对时间有限性存在一种心理感受，其实质是在强调“时间有限性对组织成员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影响”。［5］这些描述似乎勾勒出临时性组织对于时间的理解框架，但是始终未能阐明几个关键问题：临时性和常规组织寿命的“短期”是否含义相同？时间感知的差异如何导致了临时性？临时性组织又怎样受到时间性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组织行为和组织设计？

临时性组织定义的困难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临时性。尽管时间的“临时性”处于多数人理解这一问题的首要位置，但是多短的时间才可被称为是“临时性”在研究中是非常不清晰的。事实上，临时性组织的周期短至几小时，长至数年，若没有明确的辨析，很难将“临时性”与“非临时性”区分开。Janowicz-Panjaitan等人提出三种可能的理解“临时性”的解释方法：作为短暂持续时间的临时性、作为有限持续时间的临时性、以及作为意识到即将终止的临时性。［6］这三种解释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概念上的重叠。第一种解释认为，临时性组织的本质是它的短命性。一类文献依据组织的寿命长短，从而判断其到底是否属于临时性组织。然而，该解释的不足在于难以处理时间相对性问题。一方面所研究的组织寿命长与短是相对其他类似组织而言。若没有统一参考系，不少常规组织，如经常因为机构调整而终结的我国政府各级委、办、局，会被简单归结为是临时性组织；另一方面，大量组织在研究阶段内根本无从观测到其周期的终结，无法以此来判断组织寿命长短。因此该解释在定义“临时性”时遇到较明显的困难。第二种解释与短持续时间相比，重点不再是强调临时性组织本身的存续时间，而是注重可预见的时间终止点：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例如某一行动的截止日期，如Whitley发现在企业中广泛存在一种基于项目的公司（project-based firm），它会围绕项目时间组成团队，到期团队自行解散；［7］或一个特定的事件，如剧组一直被国外学者认为是临时系统的范例，因其是只在一个特定的任务上合作一次、有特定终点的团队。［8］终止点标示了组织寿命的有限性，导致不同于常规组织的行动方式和组织架构。第三种解释着眼于一种存在潜在组织终点的集体意识，突出了集体意识对临时性组织成员的个人和集体行为的影响。和前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参与者并不知道该组织的终点标志（时间或事件）到底在哪，但是从一开始就认同该组织系统不是永久的。该类型比较常见于各种临时性应急组织，如疫情调查专家组、灾区互助救援队等。综合以上三种“临时性”的阐释，本文认为单纯以组织存续时间长短为“临时性”判断依据并不稳妥，而后两者结合使用才可以较完整地包含时间约束性的特征。

（二）任务性：临时性组织的关键动因

Lundin和Söderholm认为临时性组织是“任务驱动式”的。［9］在大多数情况下，临时组织的创建是由必须完成的任务所推动的。组织行为学观点认为，临时性组织是一种以任务为中心的组织模式，在任务中体现了其与常规组织在内部规范、团队构建等方面的区别。在既有研究中，临时性组织主要围绕少数复杂任务进行工作。但是，对于临时性组织而言，什么程度的任务应被视为超常规而需临时性组织的参与还未得到足够的讨论。

与常规组织不同，临时性组织围绕特殊事件需求而成立，因而组织任务对临时性组织的存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Lundin和Söderholm将任务作为理解临时性组织的基础要素之一。对于组织任务，也需要分两类情况讨论。首先，任务可以看作是母组织（委托人）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设立的项目（project）。项目中的三个关键压力——不确定性、整合的需要和紧迫性，在常规的职能组织中没有得到满足。［10］在项目存在的时间尺度上，母组织可以被认为是稳定的，其结构是既定的，同时项目已经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为组织变革的产生提供分配资源的中介。不少学者认为，项目即是临时性组织，或至少是一类临时性组织，但并不是所有的临时性组织都是项目类组织。虽然项目和临时性组织在文献中大多作为同义词使用，但临时性组织应被视为更适当的术语，［11］特别当要与更广泛的常设性组织相区分时。在更大的组织背景中成立临时性组织至少具有以下作用：应对组织内外部危机、分配资源、促使原组织变革。我们一旦将项目看作临时性组织，便可以更容易理解它的资源被分配来实施独特的、短暂的努力，管理固有的不确定性和集成的需要，以便产生有益的变化目标。［12］因此，临时性组织不是组织形态的初级阶段，而是为了面对特殊任务的非常手段。其次，有一类常见任务是由突发事件或特定应急事项所要求的，甚至是凌驾于个别组织之上的非常规状况引发的。实际上这种超出母组织掌控范围的情况是更多临时性应急组织的存在契机。因此，是否应成立临时性组织、需要何种类型及规模的临时性组织，应充分考虑外部需求，对于规模小且规律性较强，风险可以在组织内部化解的事件，组织依然可以保持封闭的一面，通过规避环境的干扰来提高应急组织的效率；对于影响范围超出了单一组织，规律性弱的危急事件，临时性组织应当保持开放的一面，借吸收外部资源来增强自身适应力。［13］

综合对时间约束性、任务性的讨论，本文认为以如下方式定义临时性组织更为恰当：

临时性组织是围绕着特定任务需要成立并行动，组织周期终止有明确标志（时间点或事件点），或组织成员公认存在潜在组织终点的组织。

该定义不同于以往单纯强调“短期”的临时性组织定义，一方面包含了组织成立的诱发因素，即“特定任务”，另一方面包括了组织核心特征，即“时间的约束”，从而帮助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建立了与其他组织形式所不同的两个关键比较维度。

二、应急管理情境下的临时性组织

应急管理是多样化临时性组织的重要实践场域，同时应急情境中的临时性组织又与常态情境下临时性组织有所区别。首先，应急情境下的临时性组织在时间约束性方面表现更加突出，具有“组织周期终止标志”和“公认存在潜在组织终点”双重明确的特征，并且由于应急活动要求尽快恢复生产、生活和社会的秩序，组织寿命或者任务周期也相对短暂。因此，与多数常态情境下存在的临时性组织相比，组织成员面临的外部压力和心理感受更强烈，应急管理发生时更难以建立稳定完善的组织架构和规章制度。其次，应急管理情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甚至会威胁到组织和个体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应急状态下虽然存在组织的任务目标，但是难以预估任务过程的复杂程度，更缺乏相对明确的绩效衡量标准。与之相对，曾经受到学者关注的剧组、活动筹备团队（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等常态下的临时性组织，往往可以在过程更有序、结果更有预期的前提下开展行动。相较常态情境下的临时性组织而言，应急管理本身就凝缩体现了时间约束性、任务复杂性、效率导向性等诸多特征，也是目前临时性组织理论广泛运用的领域，聚焦参与应急实践的临时性组织并进行有效的理论梳理兼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综合上文定义，临时性应急组织可以被看作针对突发事件或特定应急事项需要成立的临时性组织，因任务环境而与常态临时性组织不同，并且组织形态和结构有别于一般常规应急组织。

应急管理情境下的临时性组织需要面对时间冲突。围绕同一类任务，临时性应急组织和常规应急组织在组织形态或处理方式上明显不同。同时，突发事件或特定应急事项对临时性应急组织和常规应急组织的影响也有明显差异。如果将时间作为应急环境下组织的一种稀缺资源，临时性应急组织、常规应急组织、突发事件或特定应急事项及其所导致的任务分属三个有重叠但存在差异的时间线（如图1）。

（① 参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界定，我国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可大致分为预防、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四个阶段，由于预防发生在事件酝酿之前，故不体现在内。相应的，常规组织的行动周期可完整覆盖突发事件的各个阶段。图1仅对每一阶段内的特征进行大致描述，主要目的在于对比临时性应急组织与常规应急组织所处的不同阶段。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建议。）

由图1可以看出，常规应急组织存续的时间线不以外部突发事件或特定应急事项的始终而轻易改变。在事件发生时常规组织已经存在，因此以项目执行的方式响应事件发展，随着事件的终结，组织周期不受影响依然延续。而临时性应急组织的成立则恰恰相反，往往由已发生的事件或应急事项触发任务，因此常在事件发生后成立，以执行任务为组织目标。在任务周期里，临时性应急组织快速完成组织发展，并随着任务的终止而完成组织使命，选择解散退出或者转变组织形态。借鉴组织周期理论，其成长到成熟期没有明显标志，组织成长到一定程度后就面临衰退，因此周期可从简化到三阶段：发起创立、运行发展、转变退出。

通常情况下，应急处置要求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组织行动，否则可能产生危害叠加效应和次生危机。由于常规组织基于自身时间线和存续的需要运行，突发事件自身的紧迫性、危害性以及不可预测性难以在常规组织中得到完全满足。也正因为在有限的组织周期内要完成特定的任务，临时性组织在组织协同、团队塑造等方面更加贴合应急管理的情景。重大自然灾害、特大事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一线人员常常以临时性组织的形式聚合并发挥巨大作用，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武汉“火神山”与“雷神山”方舱医院多组施工队的协同建设、美国纽约“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现场紧急救援，都强调了有限时间里高效临时性应急组织的重要性。

在许多情况下，组织会不断地修改着自己的目标，以更好地适应自身的生存。组织理论中自然系统视角认为，组织处在存亡攸关之时会为了保存自身而放弃对既定目标的追求。所以不应把组织看成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而应把组织之本身看成目的。［14］这也是学界长期以来批判稳定科层组织在紧急任务来临时效率低下、尾大不掉的一个因素。临时性组织对任务极其敏感，它可以被认为是为完成一项复杂的任务而组成的，一群临时团结并相互依赖的组织参与者，［15］在完成任务后还需要将资源重新释放到社会环境中。由于突发事件整体上是小概率、不规律的，如果为了一次性的问题建立完整的、永久性的结构去处理固定时间间隔后不确定存在的问题，会导致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因此围绕具体任务行动的临时性应急组织才更有存在的必要。

在时间约束性下，临时性应急组织成员牵涉的外部资源与经验得以转化为组织的实践基础。与危机应对专业团队相比，临时团队的劣势在于成员有着不同的背景、专长和利益诉求，同时又缺乏合作历史，并没有经过长时期的组织人员的关系融合，人员变动频繁，也没有建立稳定的组织制度进行内部规范。［16］但在实际过程中，组织行动的劣势能转换成优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组织开放带来的可能性。从个体到群体的开放使得临时性应急组织本质上是内部动态适应的组织，脱离了正规权力限制的同时，往往可以从既有的组织经验中汲取知识。因此，临时性组织并不是彻底地另起炉灶，而是兼容了多种组织经验，甚至根据成员经历与共识可以选择最有利的组织方式，从而使得临时性组织不依靠严格的再社会化就能运行。

应急管理情境下，时间约束性、任务性共同决定了临时性组织的一些基本特征，使之表现出有别于常规组织的形态和策略：与惯例性工作相比，其任务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17］组织目的性强的同时必须适应性强、组织结构灵活，［18］组织内传统的权力和规则关系因此受到冲击，不依赖科层制权威。从决策角度看，临时性组织依赖于现场的、分散式的决策，［19］更具有非机构化的特征。此外，临时性应急组织的周期短于常规应急组织，需要采取不一样的促进临时性组织内的信任性行为。［20］从与常规应急组织对比的视角看，临时性应急组织处于动态求变的过程，因此在应急管理中往往起到了“破局”的作用。利用这个特征，各国各级政府也主动去成立一些临时性队伍开展工作，如美国政府习惯于成立专责小组（task force）来应对特殊情况。我国也常常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这是根据任务和形势需要，由上级向下级派出临时性、机动性、多部门性的组织工作方式，用以实现上级意图的制度安排和组织行为模式。［21］从应急管理角度出发，组织间合作或个体自组织形成的临时性组织正是组织协同的典范，创造了新的结构和资源交换形式，改变了我们对组织得以成立、运转、协同的认知基础。这种跨越组织和行业界域，立足任务需求的临时性应急组织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应急管理领域的普遍现象，并呈现自主性、专业化、信息化等多种特点。

三、应急管理情境下相似组织概念比较

（一）与突生组织比较

20世纪70年代以来，突生组织（Emergent Organi­zations）在国际灾害管理的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外灾害研究的学者首先发现，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应急响应和恢复阶段，广泛存在一些不依赖官方组织架构的群体，它们往往独立于政府开展行动，但在完成一些任务后快速解构。Dynes在研究灾难中的有组织行为后认为，应对紧急情况的组织有四类，即Ⅰ承担常规任务的既定的组织；Ⅱ承担常规任务延伸的组织；Ⅲ承担非常规性任务的扩张组织；Ⅳ承担非常规任务的突生组织（如表1）。［22］在灾难应对中，第一类和第二类组织将先于第三类和第四类组织创建，因为它们已经存在或者具备扩展的基础。大多数第三和第四类组织倾向于较晚成立。第四类突生组织行为的出现往往是为了填补其他类型无法填补的空白，具体分为两类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人们与通常负责救灾的既定救灾组织相隔绝，当它们不可及时，这个缺口倾向于被一个应急的组织填补；第二种情况是当缺乏灾害范围的信息，并且各参与组织间缺乏协调与控制的环境时，第四类组织将会产生。［23］该分类方式不仅利于分析应对自然灾害时各种不同的有组织反应，更注意到了自然灾害之后突生组织自发的活动。

突生组织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个体面对灾情的适应力，并且对正式的科层式应急处置做了有效补充。在灾情应对过程中存在两套截然不同的规范：科层规范和紧急规范，它们在灾后环境中同时运作且经常发生冲突。前者遵循传统组织理论范畴下的决策与行动模式，而后者往往是自发出现的，是“在以社会或环境不稳定为标志的复杂情况下自发发展起来的组织”。［24］信任和一致的集体认同可以迅速发生，由此产生的合作可以是有效的，而不需要一个先验的时间表、计划和任务。［25］紧急环境中，突生组织需要面临非预期的困难、个体角色冲突、临时性合作，也依赖非正式机制来协商和行动。

突生组织对传统组织理论的贡献在于指出了传统组织理论前提的不完整。一般而言，组织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假设它们已经存在，也就是说理论的起点是从突生组织结束的地方开始的。［26］突生组织更多反映了组织成立初期在开放系统中与环境的互动，这种状况下组织的适应能力和环境选择压力都很高，也注定不可能存在一以贯之的模式和策略。正因如此，传统组织理论实际上是组织“幸存者偏差”下的理论。有些灾难会产生异常困难、复杂或意想不到的情况，且与通常的社会环境相冲突。因此在任何灾难中，应急的规范和科层程序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差距。［27］突生组织和科层组织间矛盾的核心问题是应急计划和很少考虑到紧急群体和自发志愿活动，不了解突生的本质和特征，也不了解其背后的强烈动机。［28］

然而从突生组织的概念提出至今，一些较为明显的理论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首先，突生组织是从正式组织视角审视的，以正式组织在灾害响应中占首要地位为前提的类型学，突生组织无论如何发展都不可能与正式组织对等。这导致突生组织的行动总是独立于官僚行动系统，只局限于纯集体目标的个体行动。“在突生组织网络中，组织参与是基于自愿的，主要是非政府组织和私人企业，它们在灾前的应急准备中并没有被纳入制度化应急组织网络。”［29］其次，在当今面临的各类突发灾害、事故、公共卫生事件之中，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同已逐渐为人所接受，特别是在我国的应急响应中，不恰当的突生组织参与还会增加灾后实际应急响应协调的负担，影响应急响应协调的效率。［30］产生突生组织的分类基础限制了概念的扩展空间，特别是突生组织的研究者在分析时，有意识地将其与正规组织的行动过程相对比、脱离，进一步缩小了该理论的施用范围。然而有关突生组织的案例研究可以有助于丰富临时性组织理论。

与突生组织不同，临时性组织理论超越了以正式组织为主角的分类视角，以更加开放的立场与正式组织形成互动。实际上临时性组织在类型上并不排斥正式组织，也不拒绝突生组织所展现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临时性组织与内、外部环境的频繁互动是组织维续的关键，秉承的是开放性这一基本立场。与传统组织理论中强调组织结构特征的开放系统流派不同，开放性之于临时性组织“凸显了临时性组织对外部环境蕴含的有形和无形资源的依赖，以及围绕这种依赖关系发生的种种互动”。［31］

临时性组织的开放性包含从个体到群体、从群体到环境两个层次。个体到群体的开放性意味着该组织只在组织存续期内是成员个体的社会角色归属，个体仍然保留原组织团体的关系网络。格兰诺维特指出：“关系网络而非道德或安排，才是实现维持秩序功能的结构。大多数行为是紧密地嵌入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32］这种嵌入性导致个体始终处于“原组织—临时性组织”转换过程中。角色是社会化的基本单位，［33］个体的情境角色完全以他在社会机构、职业系统和正式组织的角色为特征。正是由于角色穿插于多个组织之间，个体的开放性才能构成临时性组织的开放性特征。组织到环境的开放性则进一步要求把临时性组织置于“群体—环境”的背景中。临时性组织的开放性更多地体现在不改变自身组织特征地吸取资源和知识，这和同样注重组织生存环境的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有根本差异。经典权变理论认为，组织所面临的特殊情况与组织结构之间的权变应该是相适应的，其核心理论论点是组织面临的偶发事件应该塑造其结构，以使组织有效和生存。结构与环境的不协调会导致结构失效，紧密的联系导向成功。［34］与此不同，当处于“群体—环境”背景下，临时性组织的开放性是特定约束条件下获得生存空间和效率的前提，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自我内部调适，组织内和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互相建构的关系：面向环境的开放保证了临时性组织在任务中的活跃度，越是复杂、紧急的环境，越易催生临时性组织。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应对紧急突发事件或者特别严重的社会问题，以便对环境做出快速、连续的反应。［35］

（二）与任务型组织比较

近几十年，组织研究领域中关于任务和组织的关系讨论得以进一步深入，出于对常规组织的质疑与补充，任务型组织走进了学者的视野。这类组织突出“以任务为核心”的特点，既更符合当下快节奏、多变化的组织要求，又得以以任务类型为基础重构组织关系和运行。任务型组织是一类以非常规任务为导向的、具有临时性特征的组织，它在资源获取、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人力和物力的安排使用、管理的方式方法等各个方面，都不同于常规组织。特别是任务型组织设立方式的灵活性，任务完成后解散的及时性，都使它能够弥补常规组织在处理非常规性任务上的缺位。［36］从功能角度来看，任务型组织和突生组织、临时性组织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如以任务为导向，随任务结束而终结等等，但是前者突出了任务的无结构特征，主要与公共部门中执行常规任务的官僚组织相对应。后工业时代危机事件频发，任务型组织为了应对危机事件而迅速组建，极大发挥了注重组织效率的优势。［37］由于特殊任务衍生于常规组织任务，任务型组织同样是“以常规组织为基础，在常规组织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改造，具有较强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的一种组织形式”。［38］这类组织以信任为整合因素，结构和制度的设置也是为了加强成员之间的合作与信任。［39］

经过一段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任务型组织的概念运用也渐触其瓶颈。首先是组织类型难以明确。如果以非常规任务作为组建任务型组织的基础，那么对于正处于任务之中的组织和组织成员而言，纯粹的常规组织和任务型组织更多是概念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实际上二者在各方面表现的界限并不清晰，非常规任务是成立任务型组织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组织经常会遇到常规任务中特殊状况频出，需以组织及时变革打破“墨守成规”，同时非常规任务又依赖过去积累的常规经验而表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由于当今社会中任务的特殊性和不确定性渐成常态，对突变和危机的应对已是常规组织的抗逆力的具体表现。突发事件来临时，比起单一地剖析任务型组织如何演变，研究更着眼于常规组织如何保存自身的同时应对“非常规临时性任务”［40］带来的挑战。

其次，任务类型的划分实际上也存在一定争议。正如没有一成不变的组织，也少有一成不变的任务。任务型组织的研究都有意无意回避了对任务周期的讨论，而后者对于任务类型的划分却至关重要。一旦周期足够长，任务本身必将面临着跨类型转化的问题，即难以划分短期/长期和常规/非常规任务。实际上任务周期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任务型组织的例子比比皆是，上至如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各类应急工作组等基于特定任务目标设立又撤销（或转变）的前国家机构，下至企业的事业部门、项目组，都可能由于正规的建立程序和持久的运行时间而模糊了其与常规组织的界限。这也与前文所述的“临时性”分辨不明造成混淆的原因相类似。

最后，任务型组织本质上难以脱离常规组织基础。任务型组织的讨论长期在一个更大的组织架构之内，更确切地是一类官僚组织理论和结构框架内的革新方式，如我国政府成立工作专班、美国政府成立专责任务小组。这在官僚组织系统内是有解释力的，“任务型组织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弥补传统的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常规组织的缺陷，在理论上，就是对官僚制组织进行解构和超越”。［41］换句话说，定义一个任务是否超出常规，需依赖原组织所做的研判；当一项全新的任务出现时，任务型组织也需要原组织去发起成立；当任务结束时，任务型组织的解散也是为了原组织的稳定。“它的产生是为了挽救这个结构体遇到的危机，目的是要让常规组织所构成的结构体恢复稳定状态……对任务型组织优先权的保障无非是为了尽快恢复组织结构体的常态。”［42］但是当进入应急管理的语境之中，官僚组织之外还存在大量自发形成的和非政府机构发起的组织，这些新组织的原组织并没有具有官僚组织特征，甚至可能不存在主导其成立的原组织。在任务型组织的研究中，它们也长期被排除在外。

如上所述，一方面，任务型组织自身的局限导致其在应急管理情境下的解释力有所欠缺，另一方面，任务型组织的探索对完善临时性组织概念大有助益，对其不足的超越有助于提升临时性组织理论的适应性。首先，依据临时性组织的定位，当任务发生在母组织内时，可以将其称作是“项目”的小型临时性组织，从而更灵活、更好地响应变化过程和变化目标中的不确定性。项目可被视为临时性地组织过程中，汇集人员和其他资源以实现特定目标的组合，其持续时间是有限的，从数小时、数天或数周到数年，在某些情况下持续数十年。每个项目将完成目标所需的人员和资源聚集在一起，并在工作完成后遣散。［43］一个组织内的项目从功能上可以等同于任务型组织。其次，概念层次上，临时性组织与常规组织的辩证关系和任务型组织与常规组织的关系不同，不存在依附于常规组织的问题。虽然临时性组织曾在初期研究中被视为常规结构的补充，导致早期文献主要关注于组织内部的临时性组织，［44］但在研究逐渐深化后，研究者发现临时性组织在更积极地寻找脱离常规组织的可能性。由于与环境存在互相建构，组织间的关系被视为处于中心位置，而不是一个前提背景。组织间的任务经常嵌入正在进行的伙伴关系中，［45］这决定了我们需要超越传统组织理论框架对临时性组织进行塑造。

基于以上对临时性组织的定义和与突生组织和任务型组织的对话，可以用以下表格初步对比三者概念上的异同点（见表2）。在理论上，突生组织和任务型组织作为构建临时性组织概念框架的重要参照，与临时性组织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的不同。无论是突生组织还是任务型组织，都无法囊括应急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和需要的所有组织形态，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概念之间还存在混用或误用。更为关键的是二者只在各自的分类体系之下才有足够的说服力。事实上如表2中与常规组织的关系所指出的，突生组织和任务型组织所研究的组织类型存在互补关系，而我国当下“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的构建亟需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组织理论，包罗常规组织之外的各类组织形态。吸收了相似组织类型的研究经验后，临时性组织可以较好地匹配应急管理情境的需要，成为一种极具潜力的理论工具。

四、应急管理情境下临时性组织理论贡献与未来研究方向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到新时期，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挑战在持续增多。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区域应急力量建设”。［46］在加强现代化应急能力建设、建立新时代大安全大应急框架的过程中，有必要拓展人民群众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的有效途径，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应急事业中。临时性组织承担着联结社会、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是应急发展与协同不可或缺的一环。

随着现代社会节奏加快、突发任务专业性和复合性增强，临时性组织的出现打破了常规组织中僵化的组织结构，撬动了更广泛的社会资源，也提升了应急处突的效率。突发事件或特定应急事项是考验临时性组织的重要情境，也同样丰富了临时性组织的理论和实践。本文在初步剖析临时性组织关键共性要素后，从时间约束性、任务性等特征核心要素入手，对临时性组织的概念加以明确，并与突生组织、任务型组织等所代表的，在应急背景下有相似表现的组织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化了临时性组织作为“概念工具”的内涵。本文是围绕应急管理情境的临时性组织初探，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引入一个未来有益的讨论方向，更是为了从新的宏观视角审视应急管理，为推动新时代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事业发展提供启发。

（一）从实践到理论：临时性组织的理论贡献

临时性组织研究发展至今，已经远超出概念提出时的研究范围，并与传统组织理论形成了有机互补。我们对传统组织理论的适用性产生了质疑，这并非说传统组织理论是错误的，只是还不够完整。［47］早期的临时性组织研究关注于常规组织中短期的内部组织，也并未特别关注应急状态下的组织问题，而之后的研究逐步到扩展到临时性组织的实用情境。研究领域的变化标志着临时性的社会组合趋势愈发明显，学者和组织者认识到依靠按部就班的组织程序不足以应对灵活多变的现代社会需求。

本文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临时性组织的规范定义，即这是一种围绕着着特定任务需要成立并行动，组织周期终止有明确标志或组织成员公认存在潜在组织终点的组织。在应急管理语境中，临时性的应急组织可被视为针对突发事件或特定应急事项需要的一类临时性组织。从概念和形式上看，临时性组织和突生组织、任务型组织的主要区别在于强化了时间性作为实在约束而产生了行为与感知上的变化，并且不能狭隘地将“临时性”等同于时间短暂。尽管仅对临时性组织来说，时间的短暂可能是一种直觉上的常见组织表现，但临时性本身对处于不稳定环境中组织成员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视，也令我们进一步思考将临时性作为条件时对集体行动的作用。也正如许多实际案例所展现出来的情况，这导致了临时性组织的很多表现明显偏离事先达成的共识。［48］到目前为止，临时性组织的探讨还比较初步，很多相关的要素依然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掘。临时性组织理论颠覆了传统的组织观念，传统制度化、规范化的组织观念势必要面临来自临时性组织理论的碰撞。Lundin和Söderholm指出：“组织理论主要基于组织是或应该是永久性的假设，传统的概念用来描述和定义组织，例如关注目标、长期生存、工作组织、生产过程和持续发展，（现在）应该被描述和定义临时组织的概念所取代。”［49］

对于迈向新历史发展阶段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事业而言，临时性应急组织理论的运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当今社会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不断增多，灾害损失愈加严重，完善应急组织体系，高效整合社会资源，才能在将突发事件的影响降到最低。常规应急组织的建立，不仅仅需要长期的资源投资，更需要组织成员间持久的磨合与训练，高昂的成本使常规应急组织很难兼顾专业性和组织规模。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往往是一项系统工程，危机应对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协同共治是未来的发展方向。［50］由于临时性组织不依附于常规组织，也不排斥跨边界与常规组织的协同，这一概念的运用打破了曾经在应急中非此即彼的组织分类方式，学者可以在“临时性”的框架下，重新讨论打破组织壁垒的应急协作模式。

（二）临时性应急组织的协同优势与挑战

突发事件下组织的协同能力历来是应急管理领域关注的重点和难点。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突发事故和灾害逐渐增多，单凭常规体系的应急处置往往力有不逮，无法应对多元化的应急需求。应急管理实务工作暴露出的能力短板要求加强突发事件协同研判研究。［51］临时性应急组织亟需回答如何在短时间内将任务安排从无序转向有序，如何快速吸纳具有差异化的成员并组织行动，特别是如何在不确定的环境中重新构建组织关系系统等关键问题。这其中既需要剖析临时性应急组织相对常规应急组织的优越性所在，又需要对其可能的不足之处予以专门关注，特别是临时性应急组织突出表现的“快速信任”优势和知识生产与传递挑战。

1.“快速信任”优势

临时性应急组织的集体行动是通过所谓的“快速信任”联系在一起的。临时性应急组织结构是暂时性的，这些工作组织将不同专业背景和技能的相对陌生的人组成，围绕待解决的问题组织起来。团队将被安排在一个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模型中。［52］Meyerson等将快速信任描述为临时系统中展开的一种独特的集体感知形式，它能够管理脆弱性、不确定性、风险和期望等问题。当相互关联和工作的性质不明显时，为了将陌生人的个人专长转化为相互依赖的工作，人们必须通过类似信任的操作来减少他们对彼此的不确定性。［53］临时性应急组织中信任形成过程的特点是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高、风险高、任务复杂，通常在过去从未合作过，也没有预期在未来再次合作。［54］很多时候，组织和快速信任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换句话说，临时性应急组织的背景下催生了快速信任这种特殊的认知形式，也正因为有快速信任，个体才得以拥有被组织的思想基础。在外部威胁之下，快速信任更容易在陌生群体中产生。我国文化典故中，“同舟共济”指的就是原本疏离的个体，由于面临共同的生存危机而产生的快速信任与合作心理。此外，沟通和行为规范（如制定一套标准）的建设可以建构并保持快速信任。但是，一旦个体获得足够的信息来完整评估团队成员的可信度，基于对团队成员行为了解的常规信任就会占主导地位，快速信任的效果又会下降。［55］

2.知识生产与传递挑战

突发情景下产生的一个实际难题是如何将短暂的组织活动所产生的知识保存下来。实际应急中，知识的生产与传递也是我国应急管理所欠缺的方面。一个应急知识管理系统，应该具备两种功能：在常态下提供知识积累和交流的平台；在应急状态下为多部门协同应对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和知识支持。［56］由于在紧急处置过程中组织成员集中力量在具体任务上，处置结束后组织又会快速解散，临时性应急组织中积累的大量经验无法被记录和分析，出现类似事件时更容易重复以往组织的失误。

临时性的知识生产过程更为短暂，知识更难保存和传递，许多原本能成为突破性的举措最终无法沉淀。临时性应急组织中的知识管理也包括与其他临时性或常规组织之间的特定知识转移。诸如在更大的组织内部成立的临时性应急组织，由于独立于母组织结构和短期的任务导向，在知识传递方面面临着明显障碍。在一个项目完成后，一起工作的一群人就被解散了，项目知识也被分割到零散的个体中。与常规性组织相比，临时组织几乎没有组织记忆。［57］临时组建的团队不遵循预先设计的指挥结构，即行动并不是事先决定，没有一个中央机构来决定谁应该和谁合作，而是由情况和计划活动的突然偏离造成的。偏离所导致的“异常”，在应急管理语境下恰恰是唯一可以预期的“正常”。但是在临时性组织这里，专注于当前的任务和绩效需求，往往忽视了在更广泛的组织中沉淀下来知识的价值。［58］此外，临时性应急组织知识生产的过程也和应急管理体制有关。在我国现有的行政体制下，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所涉及的应急协作和信息共享常由政府主导。［59］一些自下而上形成的临时性应急组织经验并不易进入官方治理体制之中，因而在知识传递过程中的阻碍更难克服。

（三）从理论再到实践：临时性应急组织的研究拓展

临时性组织理论发源于西方背景，却在中国情境下由于特有的文化、集体价值、制度环境等因素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这些差异怎样发生、如何加以利用还没有得到系统研究。我国面向未来的现代应急管理模式需要更加有自身特色的理论和实践，因此对于临时性组织理论的研究，可以尝试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有益拓展：

1.应急管理情境下临时性组织协同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应急状态下多元主体如何快速参与、协同研判始终是该领域的热点。临时性应急组织的聚散离合及其与常规应急组织的协同，已经是愈发迫切的实际论题。当突发事件波及范围扩大时，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组织，都需要考虑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将一群专长各异、没有充分了解的人迅速组织起来，发挥其最大的效用。而临时性组织是最容易产生多样性协同知识的场所。因此，更多的临时性组织需要被发现、记录，从而回答“协同何以可能”和“协同缘何不畅”等在常规组织之内难以回答的问题。以应急管理为前提，以临时性组织为分析单元的多案例比较研究有利于构建临时性组织案例库，有针对性地提炼快速协同的共同要素，探索时间约束下集体行动转乱为序的关键推动力。在多元主体参与协同的现代化应急管理中，各级党委政府可以更加积极地引导临时性组织的行动并给予相应的支持，从而提升应急处置的总体行动效率。

2.临时性组织应急参与的效率评估研究。

大多数应急处置阶段的临时性组织都在任务结束后快速解散，很难在事中对其参与效果和组织目标的实现进行有效评估。事实上效率不明也是临时性组织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的原因之一。对于不同突发事件、不同类型的临时性组织，如何快速、准确地对其行动能力进行评估，如实反映其组织绩效，对未来研究的有重要价值。研究者往往不能以“亲历者”的身份进行内部研究，在事后还原临时性组织的行动过程也会遇到较多的信息缺失。当经验研究足够丰富后，针对临时性组织的研究不应再从案例中抽象，而是应更多地是回归原情境，体现真实状态下的应急行为。因此亟需借助更加先进的技术评估临时性组织应急参与的效率，利用数字技术手段，通过即时问卷、自然实验和准自然实验、心理情绪监测、视频分析等方法收集数据，为进一步的量化分析做好基础。

3.临时性组织结构及形态变迁的过程追踪研究

临时性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成功案例说明，在突发状况下“临时地组织”（temporary organizing），不仅仅是可行的，更是可以捕捉到共性并加以优化的。从“临时性组织”到“临时地组织”转变，意味着必须进一步发展关于组织的形态及结构变化的理论。从自发的无序运作到有组织的有序协同过程中，不仅仅包含了跨越突变点的组织形成，更蕴含着个体角色、专业知识、网络关系、制度规则、信任共识等因素在其中发生的冲突和互动。既有研究缺乏对突发任务下临时性组织结构及形态动态变化的历时性追踪。需要注意的是，研究临时性组织时必须采取开放的视角，具体表现在从组织内的项目到跨组织构，从稳定外部环境到随之变化交互。临时性组织理论形成的初期是以与环境界限分明的实体为理想模式，外生变量，如重大的个人危机、环境变化导致的重要目标变化、新的工会合同等，预计不会有显著的影响。［60］但是在应急情境中，临时性组织始终沉浸在不稳定的环境和挑战中，与所处的社会和文化期望相一致。除了外部环境的直接压力影响，临时性组织的内部结构还受到其参与者本身所归属的更广泛的人际网络、道德基础和行业规范的干预，我国的学术领域还未有足够涉及。

4.临时性组织理论对经典组织研究议题的补充完善

前文指出，传统组织理论建立在常规组织已经存在，且处于长期稳定状态的基础上。随着组织理论的不断发展，传统组织理论历经理性系统、自然系统、开放系统等多种视角，并针对组织变革、权威关系、目标生成等经典议题开展了充分讨论。临时性组织与常规组织有本质上的不同之处，但是在涉及经典议题上依然可以形成有效对话。一方面，临时性组织已经普遍地存在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临时态”甚至成为一部分群体的“常态”，丰富的经验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社会中形形色色组织的理解；另一方面，临时性组织理论开辟了新的思维路径，让我们重新审视信息时代带来的机遇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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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中国行政管理》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