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澜：创新时代的科技治理和人才培养

开放公平的市场促进创新发展

从90年代开始，薛澜就开始从事科技政策、创新政策领域的研究。从积贫积弱到科研人员总量和论文数量全球第一，中国在科技创新上的进步和成就有目共睹，这是集天时地利人和多个因素共同创造的奇迹。在薛澜看来，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获取一系列从商业模式到核心技术上的成就，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时间的积累产生的。除此之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整个中国创新的环境和氛围有了巨大的改善，从广义上来说是整个改革开放形成了一个更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有更多的商业机会，这样使得很多科研成果能够找到市场的发展机会，也为快速学习国外的先进模式和经验提供了基础。另一个薛澜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改革开放前若干年，学习科学和技术领域的人才比例就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个人才储备量让中国把握住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到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突破的机会。

但另一方面，从最前沿、最基础的研究来看，我国与世界顶尖国家还存在差距。薛澜的研究显示，中国发表在全球最高质量的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在他看来，改善现存学术评价机制势在必行，不能只看量，要看质，要鼓励研究人员去探索风险较大的前沿研究。

同时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很重要，鼓励创新进入良性循环。薛澜总结说，科技创新不能混合来谈。科研是指把钱变成知识的过程，而创新是把知识变成钱。这两者互相促进，但是对创新而言，需要在市场完成，只有拥有一个非常公平、透明、竞争的环境，才能促使企业去创新。而如果市场存在漏洞，比如企业可以靠偷或仿冒别人的产品赚钱，或是污染环境不用受惩罚，或是把地方官员搞定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市场就很难真正形成鼓励创新的环境。

中国人员跨界交流太难

另外一点薛澜表示特别要注重的是交叉领域，在制度设计上一定要留出足够的宽容，能够让交叉领域，不那么规范的事情，也可以发芽成长。他指出在这点上，国家创新系统宽松的环境非常重要。

在中国有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人员的交叉交流太难。薛澜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生之一，留美岁月对他的人生有深远的印象。他在美国其中的一个观察就是美国学界业界之间频繁的流动，薛澜说，很多科技的交流最核心的是靠人的流动，比如看人工智能领域，很多情况下可能企业的研究更前沿，而且获取数据更容易，所以有时候高校的老师很愿意到企业去研究、工作几年，积累经验之后再回到学校，继续拓展将理论研究。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很难实现。

科学家工程师也需要人文素养

大学研究着最前沿的科技发展方向，而新科技又无可避免地对大学带来冲击。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信息技术发展，挑战着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垄断地位，而且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获取知识的门槛前所未有地低。究竟未来校园大学的功能是什么，最核心要传授给学生的又是什么呢？

薛澜相信，在这个时代，学生在大学环境中还是能学到其它地方得不到的东西。这不是简单地传授给学生知识或能力，而是培养一种素养。学生可以与老师的交流，学生之间的互相学习中得到视野的拓展，使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最后形成独特的人格和能力。

薛澜在清华大学任教多年，是这个以工科见长大学的第一批资深文科教授之一。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这些新科技到底对我们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科学家为什么需要人文情怀？归根结底，很多新科技涉及人类社会底层哲学的问题，需要科学家去思考，科学研究前沿有没有禁区？如何设定研究的边界？与此同时，对于科学研究的结果，科学家也需要具有社会责任感，比如计算机科学家可能需要思考如何取消除算法歧视。另外，薛澜相信，一个好的科学家或工程师对艺术的欣赏能力，对人的行为的细微洞察，也将影响产品的成功。

引导科技向善发展需要全社会参与

在当今时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科技产品的用户前所未有地多，而且数量还在与日俱增，科技的从业者们有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去影响未来和社会。在前几次工业革命中，技术扩散的速度和今天相比较慢，比如航空服务用了64年才达到5000万的用户市场，而在今天，达到这个规模可能只需要几星期的时间。市场的力量可能会放大科技对社会的一些不利影响。作为科技政策的研究者，薛澜很早意识到，引导科技让向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而这仅仅靠科学家和工程师还不行，需要全社会的有机参与。

薛澜相信，很多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讨论虽然不会很快有结论，但是一些比较集中的、不同的观点和想法，会给科学家和企业提供一些基本信息，让他们在开发新产品、新服务时可以对此有所思考，大大减少可能产生的风险。

敏捷治理：技术高速发展下科技政策制定的好模式

薛澜提醒我们，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一定要在产生共识后才能往前推进，有时科学技术的进步确实是在有争议的情况下继续往前推进。薛澜强调，在发展和治理中间要取得一个合理的平衡。政策如何才能追上科技发展的脚步？作为科技政策专家，薛澜支持敏捷治理（Agile Governance）的概念，力求在技术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形成一套对时间非常敏感的治理机制，在政策的快速出台和完整准确之间做出权衡，使政府机构可以较快出台一些政策去影响技术的发展方向，并且在制定这个政策的过程中和科技界保持密切关系，不仅仅是传统的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上下关系，而是建立伙伴般的关系，在交流过程中找到合理的政策着力点。

此外，敏捷治理下的政策工具也需要精心选择。薛澜解释道，一般传统的工具可能就是一下子禁止或者罚款，这种情况会影响科技的发展。敏捷治理更倾向于助推类的工具，属于“轻轻点拨”的范围，比如请“喝茶”就属于这一类，影响企业的行为，但是又不至于一棍子把企业打死。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努力朝这个方向去走。

为世界培养成为中西桥梁的未来领袖

在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受到全球关注的同时，中国人也越来越认识到参与到全球治理、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必要性。如何帮助世界读懂中国？如何培养中国精英更好地走向世界，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全球私募基金巨头黑石集团的创始人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说，“中国不再是一门选修课，而是一门核心必修课。未来领袖必须读懂今日之中国。” 由苏世民带头捐赠创办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就希望能帮助更多未来领袖读懂中国；也同步培养更多中国学生具备国际视野，帮助中国在全球治理、参与各种规则制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作为苏世民书院院长的薛澜，担负起了这个使命。

苏世民书院总结他们的教学特点为“两个三”：第一个三是在基本教育模式中，将课堂学习，深度体验和解决问题相结合，课业之余专门安排时间到中国各地体验和考察，从企业、社区、农村等全方位了解中国的复杂，比如说安排学生去到基层，跟着农民一起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等等。与此同时，毕业要求之一是尝试用学过的知识去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第二个三是以领导力、中国和全球事务作为课堂学习的内容，让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学分享不同政策、协议在不同国家/地区开展的方式等等。

目前苏世民书院80%为国际学生，20%是中国学生。薛澜希望，苏世民书院能够成为一个终生项目，让学生在毕业之后也能被各种活动联系在一起，大家共同成长，等这些学生日后发展起来在全球发挥影响的时候，能够成为沟通中西方的桥梁。

薛澜认为，全球胜任力是高等教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包括外语能力，能跟来自于不同文化、国家的人交流，对世界文化和历史，当今国际问题有一定了解；具体到个人层面的话，包括道德观，责任感，和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在人际交往之中，则要尊重、开放、善于交流和合作。

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最早一批留学生的薛澜说，下乡的知青岁月和海外经历都让他受益良多。他也希望他的学生能多走走看看，既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拥有民族自信，又能抱着开放的心态去了解外面的世界，拥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人类情怀，为世界多做贡献！

报道来源：《领航者》于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