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开斌：谈“盲井”犯罪案件中的安全监管

 【编者按】“盲井”犯罪案件，过去20余年来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存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人员、国家行政学院钟开斌教授接受《财经》采访，认为“除了违法犯罪人员的因素外，还在于政府管理服务过程中的部分链条和环节失灵”。

把骨灰扔进江河沟崖、倒进马桶冲走，或者把证件严重不全无法火化的尸体抛进山洞……事实远超想象，这是“盲井式犯罪”在事成之后，处理骨灰或尸体的一些手段。在矿上谋生的矿工们，诱骗智障、流浪汉、务工者，甚至是同乡、亲友，到矿上打工，趁其不备将其砸死、推进矿井、放炮炸死等，伪造矿难现场，再找人冒充家属向矿方索要赔偿。事成之后，用来作案和讨价的筹码——人命，无再利用价值，便遭遗弃。这种人为制造矿难骗取赔偿案，因与电影《盲井》情节类似，被称之为“盲井式犯罪”。

事实上，电影亦来源于现实，公开资料可查，这类犯罪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在当时已形成团伙间分工合作的模式。20年来，此类犯罪偶有可见，虽多属团伙作案，但人数超过半百的很少。5月30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检察院对外公布，对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系列案的74名被告人提起公诉，嫌疑人艾汪全、王付祥等，在山西、陕西、河北、甘肃、新疆、内蒙古六个省区涉嫌故意杀害17人伪造矿难。74名嫌疑人，大部分来自一个县城，流窜作案伪造矿难杀害17人，另外还有核查中的35条线索，这些关键词给这起案件留下更多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翻阅这类案件，是感叹犯罪者或嫌疑人的残酷，还是会追问“盲井式犯罪”的生成土壤？以及，为什么法律与秩序在他们的身上荡然无存？

这种害命谋财的方式多次见诸媒体，为什么在不同地方反复上演，屡屡得逞，甚至被效仿？除了违法犯罪人员的因素外，还在于政府管理服务过程中的部分链条和环节失灵。”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钟开斌称。

钟开斌分析，这类案件的违法犯罪人员，多来自偏远贫困地区，有时贫穷和愚昧让他们铤而走险，这涉及对他们的法制宣传教育；犯罪者在物色受害人时通常选择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智障类弱势群体，这涉及对智障人员和精神病患者的管理和服务；选择矿山时，他们多选择地处偏远地带、监管薄弱、招工用工不规范的小矿甚至黑矿，这涉及企业招工用工管理，以及对点多面广又分散的小矿的安全监管；矿山发生意外死亡事件，有法定工伤处理程序，涉及提交死亡证明、现场调查核实、信息上报等程序；假冒死者家属获取赔偿，涉及到对假冒死者家属的身份认定问题；尸体火化阶段，有殡葬管理规定，火化遗体必须凭公安机关或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 

“一系列链条，涉及当事企业、公安、安监、民政、医疗卫生机构等有关部门，各个环节的失灵失误，可能导致这种犯罪产生。” 钟开斌说。

更值得反思的是，面对矿工死亡，矿主害怕上报、一些地方安监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背后深层原因。

钟开斌对《财经》记者称，从安全监管思路看，当前是一种结果重罚式的处罚。“监管者的指挥棒高悬，一旦出事故，企业将面临停产整顿和附带经济损失，矿主从短期看还是私了划算。” 如果认定为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事故情形，当地监管部门还要被连带追责。

 安全监管采取的是指标考核，每年由国务院安委会下达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比如控制当年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的下降比例，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逐级下发当地的分解考核指标。“指标考核最后传导至基层，只会以更严的指标要求企业。这种监管思路，在安全生产严峻的形势下确有必要，但从长远看有必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

他认为在目前的监管思路下，监管部门和被监管企业有时是对抗式监管关系，呈现的是“猫捉老鼠的游戏”。理想的监管应是合作式监管，以正向激励为主，奖优罚劣。同时，侧重过程监管和事前监管，防控结合，而非以结果为导向。另外，部门之间、地区之间、条块之间，交叉监管条块结合，不能很好实现协同监管。

基层安监部门深知监管的难度。在案发地乌拉特中旗，接近当地安监的人士称，该地安监部门一共30余人，而各个矿山又很分散，下去例行检查，“一天能跑两三个矿山，就算效率很高。但事故防不胜防，就是搬个椅子坐在井口天天盯着，有些事故也避免不了”。

钟开斌也经常到基层安监部门调研。他称，当前基层安监部门任务最重，但基层安监力量、专业能力与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不匹配。他建议，应发挥群众举报和媒体监督的作用，调动第三方的力量参与安全监管。

 ​摘自2016年6月27日《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