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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 钟开斌:逆向变更风险管理——“12·31”外滩陈毅广场拥挤踩踏事件案例研究

发布时间: 2018-06-22 00:06:01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我要评论()

 [提要]变更管理是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变更管理不当容易引发重大安全风险。变更分为正向变更与逆向变更两大类;与状态升级的正向变更相比,人们容易忽视状态降级的逆向变更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导致各种意外事件的发生。文章以“12·31”外滩陈毅广场拥挤踩踏事件为例,分析在活动逆向变更过程中,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思想松懈大意,风险识别与评估、风险沟通、风险监测等工作出现重大失误,导致安保措施降级,应急准备严重缺失,最终发生拥挤踩踏悲剧。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加强对逆向变更风险规律研究,健全逆向变更风险管理体系,树立逆向思维和系统思维,完善逆向变更风险管理制度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变更管理;逆向变更;风险管理;“12·31”事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情景-应对’的城市综合风险治理体系研究”(17BZZ03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突发事件情境下组织间协同研判行为分析与模式优化研究”(7177409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钟开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应急管理、风险治理、公共政策。


 

201412312335分,在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一起严重的拥挤踩踏事件,共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12·31”外滩陈毅广场拥挤踩踏事件(以下简称“12·31”事件)发生在敏感时间(跨年迎新之际)、敏感地点(外滩陈毅广场地标性建筑区),涉及敏感人群(伤亡以青年人和外地人为主),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2015121日,上海市政府联合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对群众性活动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拥挤踩踏并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1]

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曾成功举办过世博会等一系列大型活动,在公共场所人群聚集安全管理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黄浦区是上海的“名片”、“窗口”、“心脏”,每年在黄浦区举办的各类全市性、区域性大型活动种类繁多;在做好大型活动安保工作的过程中,黄浦区也开发了“开关式过马路”、将活动区域“分段切块包干”等精细化的城市安全管理手段。[2]而且自2011年起,黄浦区政府、上海市旅游局、上海广播电视台已经连续三年在外滩风景区举办新年倒计时灯光秀活动,活动一年比一年精彩,参加的市民游客人数一年比一年多,但安全管理工作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2015年的新年倒计时活动举办地点从开放场地(外滩风景区)改到了封闭空间(外滩源),活动现场观众由以往的30多万人降为3000人左右。按理说,活动规模变小后,安全管理的难度下降了,发生意外安全事件的概率应该降低,不会出现拥挤踩踏之类的恶性事件。“12·31”事件发生的原因到底何在?

本文构建了一个逆向变更风险管理分析框架,将变更分为正向变更和逆向变更两大类,并重点从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沟通、风险监测四个环节分析变更过程中的风险管理行为。研究发现,对正向变更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人们重视程度普遍较高,采取的管控措施比较有力,较少出现意外情况;与正向变更相比,逆向变更过程中的各种风险更容易被人们忽视。12·31”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在于逆向变更风险管理工作出现了重大失误。


一、分析框架:逆向变更风险管理


(一)变更管理

英国标准协会(BSI)把变更管理(Manage of change,简称MOC)定义为:“在系统生命周期中通过对系统组成部分的变更控制,来维持系统的完整性和满足系统的可跟踪性。”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1992年颁布的联邦法规《高危险化学品过程安全管理》(Process Safety Management of Highly Hazardous Chemicals)认为,任何不是“同类替换”的变化就是变更——同类替换是指“满足(原有)设计规格的替换”[3]。变更的内容十分广泛,如管理变更、人员变更、设备设施变更、场所变更。

变更管理最先产生于工业领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核工业行业就第一次提出了变更管理的概念,目的是加强对变更过程的管理,防范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之后,变更管理逐渐为化学工业、太空业、国防部门、汽车行业等一些有危险性操作的行业采用。[4]实际上,变更现象不仅发生在工业领域,在日常生产生活领域和公共管理领域也经常存在——飞机起降、汽车变道、企业关停并转等,都是典型的变更现象。


(二)变更风险管理

变更过程是高风险的过程。统计分析表明,变更管理不当是引发重大安全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5]以航空安全为例,起飞和爬升到巡航高度、下降和着陆是飞行中最容易出问题的两个时段——统计数据显示,在飞机滑行、起飞、爬升阶段发生的致命航空事故比例为42%,在下降、着陆过程中的比例为50%,在巡航阶段仅占8%。在航空安全管理手册上,通常把起飞阶段4分钟和降落阶段7分钟这两个时段称为“最危险的11分钟”[6]

针对变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需要运用风险管理和系统管理思想建立变更风险管理体系,在对变更过程进行全面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防控各级各类变更风险,预防重特大安全事件的发生。变更风险管理属于风险管理的一类情形。根据风险管理模型,变更风险管理同样主要包括计划准备、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处置、风险沟通、风险监测等基本环节(见图1[7]。其中,风险识别是指对各种现实和潜在变更风险的类型和性质进行辨识,形成变更风险列表;风险评估是指对各类变更风险的可能性及其后果进行量化分析、评价,确定各类变更风险的等级,形成风险矩阵图;风险处置是指对评估后的各级变更风险,采用风险避免、风险降低、风险保留、风险转移等措施进行管控;风险沟通是指与有关人员交换变更风险相关信息和意见,以使他们及时准确地了解变更内容和安全事项;风险监测是指对风险管理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跟踪、沟通与反馈,对变更风险的状态及时进行更新。

 

 

 

(三)逆向变更风险管理

变更意味着状态的永久性或暂时性变化。从状态变化的方向来看,不少过程变更可分为正向变更与逆向变更两大类(见图2)。其中,正向变更是指状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的变更;逆向变更是指状态从有到无、从多到少、从大到小的变更。

 

公共场所人群聚集活动的变更,同样包括正向变更和逆向变更两大类。活动变更可能涉及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举办规模或者主(承)办方等多个方面。所谓正向变更,是指活动等级提高的变更,包括活动时间延长、地点扩大、内容增加、活动规模变大、主(承)办方级别提高,正向变更的极端情形是首次举办活动。与之相反,逆向变更是指活动等级降低的变更,包括活动时间压缩、地点缩小、内容减少、活动规模变小、主(承)办方级别降低,逆向变更的极端情形是取消活动。

变更风险管理是公共场所人群聚集活动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我国2007年制定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05号)第十五条规定:“对经安全许可的大型群众性活动,承办者不得擅自变更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或者扩大大型群众性活动的举办规模。”对等级提升的正向变更活动,人们往往在思想上、行动上更加重视,风险评估、安全许可和现场安保工作一般比较到位,较少发生意外情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组织动员能力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只要领导高度重视,什么事情都能办好”[8](P.262)。例如,2008年奥运会是中国首次举办夏季奥运会,在当年929日举行的总结表彰大会上,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强调,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经验之一是“坚持把确保安全放在首位、全面实现平安奥运目标”——“我们始终把平安奥运作为北京奥运会取得成功的最大标志和最重要的国家形象,认真落实‘平安奥运重于泰山、奥运平安人人有责’的要求”,建立三级指挥体制,启动“三道防线”,“建立了社会面大防控工作格局,动员了110万治安志愿者参与奥运安保工作,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一场维护安全稳定的人民战争,确保了奥运期间的安全。”[9]

面对活动规模扩大、等级提高的正向变更,上海市级和黄浦区级领导和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提前全面研判各种风险因素,采取高等级的安保措施,确保了活动安全顺利进行。据时任黄浦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201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每次大型活动前,黄浦公安都要详细考虑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严格做到“一事一方案”,确保“不出事”,同时会针对最棘手的突发事件准备多套方案,确保一旦“出情况”,能第一时间迅速反应。在2011年底首次举办跨年倒计时灯光秀活动时,上海采取了强有力的安保措施——活动区域实施限时限流管控,中山东一路实行临时交通管控,外滩观光平台用铁马隔离出安全区域,以保障市民游客的安全。[10]

与正向变更相比,对等级降低的逆向变更活动,人们往往对变更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重视不够,思想松懈麻痹,工作措施不到位,容易发生各种意外安全事件。我国《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05号)第十五条虽然对大型群众性活动变更安全管理作出规定,但主要针对的是活动状态升级的正向变更情形——“承办者变更大型群众性活动地点、内容以及扩大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规模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申请安全许可”,对活动状态降级的逆向变更情形规定得不够具体明确。


二、案例分析:“12·31”外滩陈毅广场拥挤踩踏事件


(一)活动变更和安保工作

1.新年倒计时灯光秀活动变更

2011年起,黄浦区政府、上海市旅游局、上海广播电视台作为主办单位,连续三年在外滩风景区举办跨年迎新倒计时灯光秀活动。自推出开始,上海就立志将灯光秀“打造成一个跟纽约时代广场苹果倒计时、埃菲尔铁塔灯光秀相媲美的全球倒计时品牌,并由东方卫视全球直播”[11]。外滩也成为每年跨年迎新时市民游客最密集之地——每年外滩灯光秀活动现场人数都是约30万人次,作为最佳观景位置的陈毅广场则是人流最为聚集之地。

2015年的新年倒计时活动,与2012~2014年相比,在举办地点、活动等级、主(承)单位、活动性质、观众人数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更(见表1)。鉴于2014年新年倒计时灯光秀活动现场观看人数太多,如果继续举办,在安全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可控因素,原计划2015年在外滩举行的新年倒计时灯光秀活动,“早在201411月初申报阶段,就已被上海市公安局重大活动办公室否决”[12]201411月初召开的全市旅游工作会议(由时任上海市分管旅游的副市长主持)决定:“2015年元旦外滩跨年灯光秀将不再由上海市政府牵头举办。”[13]往年一直代表市政府作为第一主办方的上海旅游局随后也退出了主办。经与上海市旅游局和上海广播电视台协商,黄浦区政府于20141113日向上海市政府请示,2015年新年倒计时活动“暂停在外滩风景区举行,将另择地点举行”、“活动现场观众将控制在3000人左右”,由黄浦区政府、上海广播电视台主办(上海市旅游局不再作为主办单位)。2014129日召开的黄浦区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决定,活动改在邻近外滩风景区、与陈毅广场步行距离约550米的外滩源举行,具体由黄浦区旅游局承办。

 

 

2.安保工作情况

根据我国《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有关安全许可行政管辖的规定,变更后的2015年新年倒计时活动的安全许可,在黄埔区级政府权限内。20141226日,黄浦公安分局对黄浦区旅游局申请举办的2015年新年倒计时活动准予安全许可。

活动变更后,安保工作牵头单位由上海市级公安部门降为黄埔区级公安部门,安保警力和安保措施也随之降级。2012~2014年跨年夜当晚外滩灯光秀活动超负荷的安保工作,被上海市公安部门称为“一场战役”,安保措施级别高——2014年跨年夜,上海公安共调配了约6000名警力(比2013年多出2000名),相关部门采取封站、封路等高级别人员流量控制手段;上海市分管旅游的副市长、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等领导当晚均到外滩现场检查、指导活动的安保工作,市公安局领导在市局指挥中心实时监控人员流量,根据情况进行警力调配和现场指挥协调。[14]20141225日,黄浦公安分局编制了活动安保工作方案,主要内容是成立活动安保工作指挥部,指挥部下设两个分指挥部,分别负责现场管控、外滩及南京路沿线秩序维护。活动共安排安保警力771名,其中负责外滩、南京路沿线秩序维护的350名(陈毅广场60名,发生拥挤踩踏的阶梯处7名)。在2015年倒计时灯光秀活动确定变更后,有关部门决定1231日当晚不再像往年一样采取封站、封路等高级别人员流量控制手段。[10]因此,2015年跨年夜当晚,上海地铁和地面道路均未采取封站、封路等措施。[15]


(二)活动逆向变更风险管理

运用逆向变更风险管理分析框架研究发现,12·31”事件发生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逆向变更风险管理出现重大失误——在灯光秀活动易址、降级的逆向变更过程中,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对活动变更风险的识别、评估、处置、沟通、监测等一系列环节出现重大失误,思想松懈大意,安保措施降级,应急准备严重缺失,最终导致发生拥挤踩踏悲剧。归纳起来,这些重大失误主要表现在风险识别与评估、风险沟通、风险监测三大方面。

1.风险识别与评估

2015年跨年迎新倒计时,“因为没有组织活动,所以出了问题,这是最需要深思的问题。”[16]面对新年倒计时活动变更,黄浦区政府、黄浦公安分局等对在外滩源举办的新年倒计时活动进行了安全评估并做了非常充分的应急准备,但对不再举办活动的外滩风景区当晚可能出现的人员聚集情况没有进行科学评估,对可能存在的人群拥挤踩踏风险没有准确识别。

黄浦区政协知情人士事后曾对媒体称:“往年有灯光秀,上海市从全局来看外滩安保,但是市里停办,黄浦区觉得没活动了,只会从局部看。”[17]对活动逆向变更风险认识不足,导致上海市、黄浦区领导在思想意识、安保力量、限流措施等方面的准备工作严重不足。时任黄浦公安分局指挥处指挥中心副指挥长事后表示,事发当晚外滩人流量超过2014年国庆人流量,但是“由于没有活动,所以我们没有像去年国庆节那样安排警力”[18]。往年外滩跨年活动,黄浦警方在活动举办前数月就提前制定好外滩人流疏导应急预案,上海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当晚赶赴外滩现场督阵指导,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实时进行警力调控。2015年跨年迎新当晚,黄浦区委区政府领导没有严格落实节假日期间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没有安排区领导带班,部分领导在外滩源参加新年倒计时活动;在拥挤踩踏事件发生的同时,黄浦区委区政府等10名官员在外滩源附近的益丰外滩源商场公款吃喝,获知拥挤踩踏事件发生后才赶去事发现场。[19]

同时,黄浦公安分局对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安全风险提示重视不够,对相关指令落实不力,错失了识别当晚外滩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的机会。对外滩风景区当晚虽无倒计时灯光秀活动但仍可能出现的人员聚集安全风险,在跨年夜活动之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公安局多次对黄浦公安分局进行提醒,但未引起后者足够重视。201411月,上海市政府同意黄浦区政府的活动暂停请示,并明确要求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强化属地管辖,切实把责任落到实处,确保另择地点举办活动安全有序。1225日、28日,上海市公安局召开全市各公安分局领导专题会议,对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的安保维稳工作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1230日,针对跨年夜当晚新落成的上海中心(位于外滩对岸,中国第一高楼)的亮灯仪式可能引发外滩等区域市民游客在短时间内大量聚集的风险,上海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在全市安保维稳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上提出了“‘一点一方案’、制定周密的安保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加强活动现场警力配置”的要求。

2.风险沟通

管理中的沟通漏斗说明,信息传递者所传达的信息会出现自上至下逐级衰减的趋势。跨年迎新倒计时活动变动属于重要敏感信息,必须在尽可能早的时间,采取丰富多样的形式,对各种潜在的目标受众进行精确告知,减少因信息沟通偏差可能产生的各种盲目行为。

2015年新年到来前一两个月,有关“上海跨年好去处”的消息已在微博、微信朋友圈和网络上广泛传播,外滩灯光秀照例还是排在首位。根据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等规定,新年倒计时活动发生变更后,主办单位应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准确、充分地向社会进行告知。但是,自2015年倒计时活动举办前一个星期开始,上海本地媒体才陆续发布灯光秀活动可能易址举办的消息,上海电视台曾播报称跨年夜外滩不再搞往年倒计时灯光秀活动,但媒体报道的这些消息内容前后不一致。例如,在跨年夜一周前的20141223日,新民网(上海媒体《新民晚报》的官方网站)发布报道:“记者从多方获悉,连续举办3年的外滩4D灯光秀今年将不再举办。”[20]不过,1225日的《新闻晨报》在报道黄浦区相关部门对该报记者的问询答复时则称:“外滩的跨年庆祝活动是否停办仍未确定”,“外滩的跨年庆祝活动是否取消,是否还有灯光秀还未最终确定,目前市、区的相关部门还在商议中。”[21]

直到1230日(活动举办前一天)930分,黄浦区政府新闻办才首次就新年倒计时活动变更召开新闻发布会,由黄浦区旅游局对外发布信息;不过,发布会对“外滩”与“外滩源”(一字之差、两个地方)的区别没有进行特别提醒和广泛宣传,也没有提醒公众倒计时灯光秀活动的具体购票地点和方式。直到当日11时,上海市政府新闻办的官方微博“@上海发布”(拥有530多万粉丝)才首次发布了跨年夜外滩源倒计时灯光秀的信息。在1231日之前,上海大部分媒体都在报道外滩源灯光秀和跨年迎新倒计时活动,而很少有活动变更的消息和安全提示信息。 

跨年夜当晚,前往外滩观看灯光秀的不少是慕名而来的外地大学生和游客,“据监测数据显示,当时外滩风景区内外地游客占了六成。”[22]参与事件调查的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谈道:“在调查中,许多上海的同志都不知道外滩源在哪?外滩灯光秀与外滩源灯光秀有什么区别?所以大量市民游客认为外滩风景区仍会举办新年倒计时活动,像往年一样聚集到上海外滩。”[23]因活动变更信息表述不清晰、传达内容不连贯、发布时间迟滞,对活动变更不知情的市民游客仍然依照原先记忆中的“存量”信息进行判断,以为外滩仍有倒计时灯光秀活动,仍旧涌向外滩最知名的景点——陈毅广场。[24]实际上,就像上海本地人所言:“就像国庆节会去天安门,元宵节要去夫子庙,跨年,就想去外滩,这已经成了传统和习惯。”即便外滩灯光秀活动取消,跨年夜当晚仍会有大量人群在此聚集。[25]P.59)运用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分析技术对人群搜索行为的分析结果显示,当晚22时之后,“灯光秀取消了么”、“灯光秀门票”的搜索量剧增,说明政府对活动变更信息的对外宣传存在重大错位。[26]

3.风险监测

海恩法则(Heinrichs Law)强调,事故的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公共场所人群聚集活动风险是动态发展变化的。在活动变更风险变化过程中,必须运用基于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分析的“电子围栏”技术、大数据智能分析技术等手段对人员流量进行实时准确监测,并根据监测、更新的结果及时调整风险管控措施,确保现场人员流量始终处在可控的安全范围内。

事发当晚20时起,外滩风景区人员进多出少,大量市民游客涌向外滩观景平台,呈现人员逐步聚集态势。事后,调查组根据相关部门和单位(上海市通信管理局、上海市公安局、地铁运营企业等)提供的数据,还原了事发当晚外滩风景区的市民游客流量:“20时至21时约12万人,21时至22时约16万人,22时至23时约24万人,23时至事件发生时约31万人。”在人员逐步聚集的过程中,如果提前做好监测预警,及时增加安保力量,果断实施交通管制和人群疏散隔离,并通过现代信息手段及时发布预警,整个事件链很有可能被切断。

不过,对事发当晚各时段人员流量快速增加的情况,黄浦公安分局没有及时察觉,在现场现有警力配备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只对警力部署作了部分调整,没有采取其他有效措施”。调查组调查认定,2012分,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要求黄浦公安分局指挥中心整点上报外滩风景区和南京路步行街两地的人员流量情况;2020分,黄浦公安分局指挥中心上报分别为5成(民警凭经验所作的判断)、约5~6成;2114分,续报陈毅广场人员流量5成,情况正常。2139分,外滩分指挥部上报黄浦公安分局指挥中心,称两地的人员流量均为6~7成。2245分,黄浦公安分局上报观景平台人员流量5~6成。2324分,上海市公安局建议黄浦公安分局“在外滩风景区沿线的中山东一路两端对机动车进行改道分流,实施交通临时管制措施”,但黄浦公安分局未听从该建议。截至2330分,“黄浦公安分局在外滩风景区、南京路沿线共布置警力510名,其中陈毅广场80名(阶梯处13名),南京路沿线150名。”在201511日下午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黄浦公安分局指挥处指挥中心副指挥长表示,“直至2330分左右,我们通过街面监控发现,陈毅广场江堤通道口出现人流异常情况,人群已经滞留不动。”[18]


三、结论与启示


12·31”事件给城市安全管理工作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安全意识更强些,如果我们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更到位,这起事件完全可以避免。”[27]事件发生的原因,“第一是思想麻痹,安全重于一切的意识没有真正牢固确立。”[28]近年来,随着对外交流合作力度加大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国每年举办的大型活动数量大,情况复杂,安保任务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1.4万多场,参与人员3亿余人次,涵盖经济、文化、体育、旅游、教育等各个领域,活动规模大、参与人数多、社会影响广。[29](P.1)12·31”事件的发生,在于对跨年迎新倒计时灯光秀活动逆向变更风险管理出现重大失误,这也说明了进一步做好逆向变更风险管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一是加强逆向变更风险规律研究。以往对变更风险的研究主要侧重在工业领域,很少关注公共场所人群聚集活动等公共领域。现有公共场所人群聚集活动安全管理研究,主要针对等级既定的活动,很少涉及活动变更的情形。变更通常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应加强对人群聚集活动变更风险特别是逆向变更风险孕育、发生、发展、演变、时空分布等规律和致灾机理研究,为建立健全人群聚集活动变更风险管理体系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二是健全逆向变更风险管理体系。风险管理是一个由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处置、风险沟通、风险监测等环节共同组成的闭环过程,其中任何单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整个管理过程的失败。12·31”事件之所以发生,在于对活动逆向变更风险的识别、评估、处置、沟通、监测等一系列环节出现重大失误。为此,要针对逆向变更风险规律,建立健全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处置、风险沟通、风险监测等在内的全过程综合风险治理体系。

三是树立逆向思维和系统思维。逆向思维是一种突破原有认识,打破固有习惯,从事物的反面去思考问题的思维模式;系统思维是一种把认识对象作为各个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从整体视角来研究解决局部问题的思维模式。在12·31”事件中,因为活动易址、降级,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采取局部、静态、线性的思维方式,没有从整体上综合考虑往年活动、周边活动等可能产生的叠加效应,没有认识到事发当晚外滩可能出现的人员聚集安全风险。

四是完善逆向变更风险管理制度。在12·31”事件发生之前,针对公共场所人群聚集活动,我国《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只对有组织的活动作了规定,对没有组织的活动未作规定;对活动正向变更的安全管理提了要求,对活动逆向变更风险管理未作明确规定。“这是公共安全工作中的一个盲点,是城市公共安全的薄弱环节。”[30]因此,要制定出台相关制度,把各类大型活动特别是活动变更的各类风险都纳入研判评估的范围,提前制定周密的安保措施,避免拥挤踩踏等意外安全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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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国务院法制办编.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释义及使用指南[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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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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