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新发展阶段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新思路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这一系列重要表述，把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认识提升至一个新高度，对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更好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方向性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了我国国家安全在理论上的巨大跨越，同时也在实践中擘画了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历史性、开创性、系统性的变革路径。对于国家安全总体性内涵的把握，既要把握宗旨、根本、基础、保障和依托等五大要素的有机互动关系，也要深刻理解以下这五大关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

毋庸置疑，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应加以系统考量、创新谋划的重要问题。纵观当前发展，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践行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国内疫情防控仍有薄弱环节，经济恢复尚在夯实基础的阶段，投资增长后劲和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仍为制约因素，生态安全、金融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任务依然艰巨。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中，对于国家安全问题和可持续发展路径的认知早已和传统思路大相径庭，这就意味着在机理认知和应对举措上不能或难以借鉴既定的历史经验和传统做法。在“十四五”规划中，如何理得清、抓得准、落得实，还需要从系统思维、创新驱动、结果导向、国际合作、人才培养等五个方面深入探索、务实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在思考和布局发展与安全的统筹维度时，我们不能陷入传统二元论的陷阱，在简单寻找发展与安全异同的基础上琢磨“如何做”的问题，而是要应用系统思维来思考两者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通过探求“为什么做”的基础命题来破除条块分割的藩篱。这就需要全面理解和深入践行系统思维。

简而言之，系统思维认为事物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系统，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动态性、开放协同性等特点，强调把握系统构成的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及其动态演变规律，由此来寻求系统的优化。为此，我们要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不仅需要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也要通过安全建设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更需要完善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营造。基于此，我们既要在“十四五”规划中贯彻新发展理念，从整体上和动态中引领发展与安全之间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也要从子系统延展到系统生态层面，切实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上全面促进治理创新，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谋划发展和安全的有机统筹，带动各地、各部门、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切实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高质量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重要的国家战略，也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10点要求中专门强调，要“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创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成为应对风险新常态下巨大不确定性的不二选择。审视当前时局，不难发现在中国快速发展与世界深刻变化这两大历史性进程的交织作用下，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都处于动态变迁期，内涵、外延以及内外影响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这种情况下，不仅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会明显增多，而且发展机遇以及合作模式也会日趋复杂。这就要求在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中要高度重视创新体系的构建和创新环境的营造，持久有效地激发系统整体中各主体、各要素的功能发挥。

需要注意的是，创新并不意味着简单放弃对历史的传承，而是要在东西兼容中实现系统创新。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有机统筹，需要构建新型的创新共同体，要寻找创新性办法实现主体间的关系重构和资源优化，在理念（如何在风险和发展的不同面向间确立衔接逻辑和文化）、体制（如何实现多元主体、不同要素间的有效联动）、手段（如何创新管理和技术来实现落地）等多维层面提升创新能力。

发挥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作用，用好国家安全政策工具箱，是党中央对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明确要求。这也就要求我们聚焦远景目标、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丰富内涵等，调整完善系统性的评估监测指标，完善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责任落实机制，构建“科学规划——动态监测——政策调适——评估学习”的闭环型政策运行系统。

强化结果导向是其中的核心环节，因为这些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核心目的就在于判断发展和安全统筹的最终成果是不是更全面、更公平地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人民的认可，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结果导向视角下的国家发展和安全关系的统筹，应该以发展实绩和安全成效为准绳，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衡量标准。这就要求，首先在面向发展与安全的政策组合中，要强化结果导向的公共政策循环，完善从科学制定相关指标体系到开放性的动态监测体系以及实时调整的政策流程。其次，结果导向不意味着社会参与在最后端发生，而是全过程的社会参与，通过治理体系创新和信息化助力推进人民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力量，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

后疫情时代全球发展与治理仍将面临严峻挑战，不仅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新旧动能相互转换并不顺畅，而且发展不平衡加剧，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加大，“资本”和“国界”的矛盾凸显。更令人担忧的是，国际政治思想格局从多元文化主义向右翼保守主义偏转，民粹思潮和单边主义有所抬头。一些国家社会内部发生撕裂，“左”和“右”的民粹思潮激化，严重影响了国际政治生态。国际格局深度演变，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与此同时，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但人类的道德伦理、社会的安全稳定、各国的主权和秩序均会出现无法预测的难题。

在如此的全球化图景中，我们需清醒认识到发展与安全紧密交织，国内与国际多元联动。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加强国际安全合作是我国实现发展和安全有机统筹的重要依托。具体来说，一方面，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体制和机制变革，务实加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国际推广，通过联合国等多边合作以及南南合作等渠道加大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以及人道主义工作中的多元参与；另一方面，要在国内发展和安全格局构建中紧密结合国际发展形势和潜在风险，在制度完善和技术创新两个层面推进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安全保障建设。

人才发展永远是大国兴衰的制约因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人才工作体系，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重要引领，无疑迫切需要人才培养的发展支撑，特别是在实践探索和理论建构同步实施的初创时段。国家安全人才培养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体系，既有国家安全干部队伍的在职培训和能力建设，也关系到青年人才梯队的学位教育，还涉及到广大社会公众和青少年的宣传教育和素质提升。

对于国家安全干部队伍建设，我们需要针对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战略需求，摒弃传统的计划式、行政化、重数量的惯性思维和人才评价方式，深入推进分层分类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制定“十四五”时期人才发展规划，以职业属性和岗位要求为基础，分类建立符合不同人才成长规律和职业专业特点的人才遴选和评价机制，开展国家安全干部队伍人才人事制度改革，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人才政策和项目。对于青年人才的学位教育，2021年1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正式宣布，设置“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这也为国家安全人才的创新培养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具体实施中，需要培养单位充分结合实际需求，推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以及与相关实践服务的紧密结合，坚持基础研究、服务咨询和学科教育发展的三轮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