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峰：城市生物安全风险分析——威胁、暴露和脆弱性的视角

    根据《国家安全法》第二条，“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条款中“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其实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从现实情况看，“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所面临的危险和内外威胁总是存在的，这里的“相对”应是危险或威胁因素在时间维和空间维上存在不同分布而进行比较的结果。因此，应当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下，建立对包括生物安全在内的各项国家安全领域的评估体系。事实上，安全与否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来认识，一个领域“是否安全”既是威胁、暴露程度、脆弱性等要素所决定的风险的客观状态，也是人们基于现有的和可接受的风险程度的比较作出的主观评价。

    威胁是指产生危险的因素，它可以使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客体遭受损失。威胁具有客观性、主观性、指向性、不确定性和隐蔽性。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首先，此次疫情是一个典型的生物安全事件，作为流行病的传染源，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它具有客观性。第二，威胁的主观性是指造成威胁的主观故意性，比如生物武器袭击的威胁就具有人为的主观性。当人们猜测讨论此次疫情是否是由某个国家故意造成的时候，也是在讨论它的主观性。第三，威胁的指向性是指客观或主观上某个危险因素构成对谁的威胁。比如新冠病毒对人类是威胁，但是对其他动物可能就是不是威胁；再如一国制造了某种武器，一些国家认为这是针对自己的威胁，而另一些国家不认为这构成威胁。第四，威胁的不确定性是指危险因素的存在和发生在时间、空间及强度等方面存在概率分布。在疫情发生之前，我们并不能准确预测它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和强度暴发。最后，威胁还具有隐蔽性，当我们试图发现某种威胁时，它往往是遮盖的、隐藏的，不容易被直接观测到的。

    暴露是指承受危险的主体进入威胁的作用范围，它是联系受体和危险的关键因素。前文提到，威胁具有时间和空间的作用范围。比如，夏季南方省份有暴雨的威胁，如果我们这个时候选择去这些地方，就会进入到暴雨的作用范围，也就是暴露在暴雨的威胁之下。冬季，北方地区雨雪后道路湿滑，如果要开车上路，就会暴露在道路湿滑的威胁之下。但同时，人们可以选择避免暴露或者减少暴露。如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主要措施之一是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也就是减少健康人群对于病毒的暴露程度。戴口罩、居家减少外出、暂停交通运输等，都是避免或减少暴露的措施。而在有些国家，疫情之所以持续蔓延，关键就在于无法实施有效减少暴露的公共措施，或仅仅实行“社交距离”等效能相对较弱的手段。

    脆弱性是衡量主体抵抗威胁能力的指标。主体的“脆弱性”评估通过两个角度衡量：一是抵抗干扰的能力，通常也被称为敏感性，用来描述体系中某个部分的变化会在多短的时间内导致其它部分也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就是，当病毒来袭时，你是否会发病。比如，疫情中有一些人是无症状感染者，这部分人就属于不敏感人群——虽已感染病毒，但是没有发病。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正在积极研发疫苗，就是希望提升人体的免疫力，从而提高抗干扰能力。二是修复力，即主体遭遇威胁侵袭之后，自我修整、恢复原样的能力，是一种稳定和平衡的自我恢复调节机制。比如，大部分确诊患者在药物等治疗的辅助下，得到治愈并恢复健康就是修复力的体现。

    综上可见，“有威胁”不等于“有风险”，风险是威胁、暴露和脆弱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仅有威胁、暴露和脆弱性三个因素之一或者其中两者，都不会产生风险，只有三者有交集的时候，才有产生安全风险的可能。基于此，我们可以将威胁、暴露、脆弱性与时间、空间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动态、多维的风险矩阵，对风险的客观性进行分析。中国为什么在疫情防控中取得胜利？风险客观性分析框架显示，新冠病毒的威胁将长期客观存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而人体对新冠病毒没有免疫力，在没有成熟疫苗和缺乏特效药的条件下，事实上我们能做的、最有效的减少风险的措施就是减少和避免暴露，而我们国家正是在这个方面做得最严格、最成功的，结果也是最有效的。

    进而又有一个问题，即“有风险”就“不安全”吗？这个问题涉及到了安全评价的主观性。当评价安全与否的时候，存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即对风险造成损失的可接受范围。比如，我们拿出一部分资金投入到股市中，这些资金就会面临损失的风险，但如果你的资金比较充裕，虽然投入股市的资金面临风险，你会认为你在财务方面仍然是安全的。在当前的疫情防控中，我们采取的是“零容忍”，即对境外输入和本土新增病例都采取最为严格的措施。形成对比的是，西方某些国家的政客，面对数万的死亡人数，仍然说“我们做的不错”。这两种对风险危害不同的接受程度使得其在抗疫措施上产生了本质的差别。因此，“有风险”不等于“不安全”，只有当客观的风险程度超过了主观的风险可接受程度时，我们才会判断为“不安全”。

    需要注意的是，对风险的治理是一种基于“成本—收益”的管理，为了将安全风险降低一个百分点，就需要考虑增加治理的投入成本。要想更安全，就要更大的投入。可以这样说，绝对的安全等于绝对高的治理成本。这种治理的投入受到决策者、专家以及公众对风险损失的判断、风险偏好、风险可接受程度的影响。有时候，人们为了节约投入愿意牺牲一点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