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吕孝礼副教授和基地硕士毕业生朱宪接受“公共管理共同体”公众号对话佳作栏目采访,就前期发表于《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9年第4期上的《答沃尔多之问: 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挑战与未来》一文涉及相关议题展开更深度的对话。 下文是采访全文: 编者按 嘉宾介绍 吕孝礼,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宇副教授、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行为与大数据实验室执行主任。从事危机与灾难管理研究15年,已发表多篇中英文期刊文章,出版英文专著Managing Uncertainty in Crisis。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和新冠疫情专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北京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应急管理部、中国地震局以及北京市地震局等多个科研项目。吕孝礼副教授是北京市应急管理领域青年学科带头人,曾获第8届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青年成果奖、荷兰/比利时公管最优博士论文提名奖、仲英青年学者等奖项,他主要从事危机研判(战略层与操作层)、视频分析方法等领域的研究。 访谈实录 Q1: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在《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9年第4期发表的文章吗? 朱宪:2018年6月,人大公管学院举办了一期青年学者论坛,重点探讨了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希望能够成为中国版的明诺布鲁克会议。这篇文章是基于会议发言修改而来,也是对本文姊妹篇《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中国危机管理研究》(发表在《公共行政评论》)的拓展。 我先简要介绍一下文章内容。我们的出发点在于探讨长期困扰我们的“身份认同危机”。像身份认同危机研究指出的,目前理论研究仍然在基础学科的夹缝中生存;跟实务工作又有一定距离,比如我们很想研究尖峰时刻的危机响应,但远离一线很难体会灾难带来的冲击,反而像纪实文学《汶川地震168小时》比我们的研究更接近巨灾现场。我们认为危机管理仍然大有文章可做,也希望对大同行有启示。 首先,我们发现目前的危机研究对象还是以公众为主,危机管理工作的其他参与者也值得关注,如政府官员、专家、一线工作人员等。比如一线的110、119、120接线员、城管执法队员、网格员等群体是突发事件信息进入政府体系的第一道门槛,他们发现风险征兆并报送关键信息对政府体系尤为重要。此外,以联防联控机制为代表的跨部门决策会议、领导批示等核心工作机制都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多元的研究方法可以拓宽想象空间。除了扎实的田野工作,还可以采集视频数据、眼动数据、可穿戴设备传感数据等,分析动作、肢体语言、情绪、语音、语调等多模态信息,或者对某些参与过巨灾处置工作的人员开展叙事分析,对各类应急情景下的对话开展会话分析等等,也可以借助成熟的编码框架对应急团队沟通活动开展编码和统计,比如曾经的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Robert F. Bales开发的小组沟通分析框架等,对互动的情绪、动作等也有成熟的分析工具。 Q2:吕老师您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乌特勒支大学、哈佛大学、埃塞克斯大学等高校均有求学或研究经历,请问多元化的学习经历对您学术研究产生了怎样影响? 当然这些经历也对我进入和理解危机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比如2005年,我在哈工大读研究生时刚好经历了松花江水危机,对宿舍停水和当地的应对举措有了比较直观的感受,这些经历也促使我开始进入危机研究领域。包括后来考博和出国求学等选择也都是围绕这个研究旨趣展开的,当时了解到荷兰莱顿大学有一个危机研究中心(Crisis Research Center),早在1989年就在这个领域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就这个领域一直走了下来,慢慢成为一名“老兵”。 Q3:文章提到公共危机管理研究面临理论合法性和实务界挑战的双重困境,您认为破解公共管理学“身份危机”的关键是什么? 朱宪:文章中涉及一部分。在理论层面,对公共部门的长期关注是我们的优势。以行为研究为例,通过与相关领域学者的交流,我们发现语言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更为关注一般公众的特征,例如部分研究接受以学生为样本,通过学生来反映人们行为的普遍规律,但是基础学科较少关注公共组织中人的行为特征,而这一方面恰好是公共管理的优势所在。另一方面,公共管理可以与基础学科互补,比如基础学科更擅长对人的行为、肢体动作、语言进行解构,但理解这些行为在公共组织中的意义和影响恰恰是公共管理研究所擅长的。 Q4:您认为风险管理、危机管理与应急管理这三条研究路径在内涵和外延上有哪些联系和区别? 朱宪:个人认为狭义上危机与应急管理更为侧重于对危机事件的管理,尤其是在危机事件发生尖峰时刻的管理活动,比如危机研判、决策、部门协调、新闻发布等,对于危机事件的调查、学习和问责也属于此类。风险管理相对更关注危机爆发前的酝酿阶段,比如食品安全风险、健康风险、环境风险的管制,我们常说的风险评估、风险感知、风险沟通也属于这一范畴。从广义上讲,两者在现实中是很难区别。 吕孝礼: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不同场合经常会被问到。在学术领域,应该说至少有三个社会科学视角的学术共同体在关注风险、危机、灾害等相关话题。一个是风险研究共同体,大约半个世纪前,主要为了更具科学性评估面临的环境、职业健康等风险,后续逐步认识到对风险的分析不仅仅是科学评估问题,还涉及到主观认知,甚至是社会文化建构等。以风险为核心的管理更多关注评估、沟通以及控制等环节。(刚好近期Risk Analysis期刊发表了一期对风险分析40年的特刊,里面有对该领域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危机研究共同体很大一批是从国际关系和商业管理领域发展起来,更多关注诱因、发展演化以及后果控制等核心环节。应急管理共同体更多来源于灾害社会学,后期尤其是在美国与应急管理实践结合逐步形成包含灾害减缓、应急准备、响应以及恢复的全链条的管理。一般来讲,广义上的危机管理和应急管理都包含事前、事中和事后。非要区分的话,其中一个观点是:危机通常是指对社会系统造成威胁,不必一定造成损失;而灾害通常是指要造成损失,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千年虫危机。具体可以参考What is a Disaster一书对灾害定义的辩论。 Q5:在研究方法体系的构建上,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学科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您认为目前在危机管理研究中引入多元定性方法最大的阻力是什么,有何解决的可能? Q6:近期应急管理新增为公共管理的二级学科,您认为对于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应如何回应公共危机管理所面对的挑战? 朱宪: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我个人感觉老师们强调的“情景意识”确实对我们很有帮助。通过实地走访、田野研究能帮助我们沉浸式的理解应急实务工作,理解经验事实的复杂性。同时,主动追踪应急领域发生的最新动态也是一门必修课,每当发生重大灾害、管理体制变迁,我们也应该能够有所了解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经常听到老师们谈好的应急管理研究的标准,是应当自信到能为实务工作者带来他们没有看到的洞见,这一点比较有启发性。此外,我们也希望多学习一些视角,除了夯实方法或模型的学习,了解一些管理学、灾害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经典理论也很有帮助。在真正的应急响应情景下,很多简化的模型都不适用。 吕孝礼:朱宪说的已经比较全面了。我这里只强调一点,在论证过程中,我们特别突出了实践环节,除了我们社会科学强调的田野工作外。其实原来工程学科人才培养中所经常使用的认识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也非常值得借鉴,这些培养环节可更好服务于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应急管理二级学科硕士培养中应尽可能融入这些环节,这也与应急管理这个二级学科的特点密切相关。这里有一些能够体现学科训练专业性的环节,比如应急预案编修(如何拉近预案与实操的差距)、应急演练脚本设计(比如如何提炼典型决策场景)、应急培训与宣教设计(比如体验馆各体验环节的设计以及训练效果实时反馈等)、信息报送等等。 Q7:新冠疫情作为全球性公共危机提供了国际比较的场域,但是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与政治体制有较大差异,您认为后疫情时代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比较研究,可以从哪些方向展开?需要注意什么事项? 吕孝礼:我想跨国比较可能可以至少要区分两个方面。第一,应急管理体系的比较,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困难。虽然有一些国际趋势,但以往有对欧洲22国的应急管理体系跨国比较报告(具体参见我们曾编译发表在《中国应急管理》的报告),最终的结论是各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还是应更多考量各国独特的行政发展史和社会文化,各国应急体系独特性更多一些。第二,个人感觉能力和机制建设国家间还是有不少相通的地方,值得花更多时间来做比较,进而为应急管理能力专业化做出更多贡献。最后,感谢公众号提供与大家的交流机会,不当之处还请大家见谅。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公共管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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