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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磊 等:文化信仰如何影响灾害韧性?

发布时间: 2022-10-28 15:36:11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我要评论()

编者按

社区文化资源或“地方性知识”如何作用于灾害韧性的生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着眼于应急管理研究中的文化取向展开。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人员孙磊博士与同事发表于Disasters的Tibetan Buddhist belief and disaster resilience: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the Yushu area, China 一文以玉树为例,对该问题做出了建设性的回答。应“公共管理共同体”公众号邀请,孙磊博士与同事结合此篇论文写作中的所思所想,展望未来应急管理及灾害研究中文化取向的发展潜力。


嘉宾介绍

 

 

孙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青年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人员;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应急管理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应急/灾害管理、公众灾害认知与响应和灾害文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和中国博士后基金等项目多项。讲授《非政府组织》(本科)、《地理信息系统与空间分析》(本科)、《应急管理导论》(MPA)、《应急管理理论》(研究生)课程;近年来以第一作者在Disasters,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Natural Hazards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地震科学进展》青年编委,国内外多本SSCI/SCI/CSSCI/CSCD 期刊审稿人。

 

访谈实录

Q1:请两位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这篇发表于Disasters上的Tibetan Buddhist belief and disaster resilience: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the Yushu area, China一文及其诞生契机与田野经历。

孙磊:我关注的一个主要灾种是地震灾害,关注的两方面文献是“灾害认知—响应行为”和“灾害文化”。在这样一个兴趣背景下,我想没有比玉树地震更适合的震例了。因为在人文社会背景方面,玉树地震灾区相较于其他震区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当地宗教文化氛围浓郁。我很多师长一辈的专家都参加过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的现场应急救援或震后科考工作,在他们的讲述中两地灾民的精神面貌和应急响应方式存在肉眼可见的差异。一种无需赘言的理论预设就是,宗教文化背景的差异提供了两地灾民震害响应差异的部分解释,这是我关注“Religious belief”的实践缘起。齐老师去过玉树很多次,他现在上高原可能都没高反了,我主要是在2018年9-10月,2022年7-8月去玉树做田野,两次都是和齐老师一起去的,我们在玉树州地震局尕松拉达工程师和青海师大相关团队支持下,在当地参与观察、发问卷、做访谈。

在理论缘起方面,近些年来,我们可以看到灾害和减灾研究中出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转向:第一,韧性(Resilience)转向。很多学者聚焦“韧性”概念,将灾害管理理念从“降低社会脆弱性”向“提升能力层面”进一步拓展。第二,基层转向。重视基层或社区在应急管理实践和防灾减灾中的“堡垒”作用。第三,文化转向。一些学者开始重视文化资源之于提高防灾减灾或者应急管理效能的作用,关注到“地方性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当然,我也注意到最近一些学者开始火力全开地批评“韧性”概念的泛化使用,甚至指出“韧性”概念的使用实际反映出了一种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的“管理者甩锅”或“政府不作为”现象。但我个人还是很喜欢“韧性”这个概念的,因为它听起来不像是“脆弱性”那样给人一种无力感。基于这样的理论背景和个人概念偏好,我想既然我都关注宗教文化这么久了,为何不去探讨一下“宗教文化——灾害韧性”关系。一来我有这方面的研究基础,二来有相关的田野体验和田野资料。因此,我就开始思考和构建一个从信仰文化到灾害韧性的理论框架,并尝试分析一下既有的案例资料。

 

Q2:您在本文提及灾害研究需要进行跨学科路径对理论进行创新。请问可以具体说明一下在本研究中是怎样对跨学科知识进行整理进而提出理论框架的吗?

孙磊: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灾害研究本身就有跨学科研究特征。但是在我个人看来,针对现在很多“风险、危机和灾害”研究议题而言,不同学科的边界实际上越来越模糊了。在本研究中,我对于Resilience(韧性)、Hazard (致灾因子)和Vulnerability(脆弱性)的理解、界定和相互关系认识主要来自Susan Cutter,Ben Wisner, Kenneth Hewitt,David Alexander等等这些地理学学者们的文献;我对宗教文化作用的理解,对灾害的超自然归因(宗教归因)对于灾民适应灾害具有潜在意义等观点主要来自灾害人类学相关文献;我把宗教信仰、超自然灾害归因、心理调适、灾害韧性等联系到一起是源于心理学研究,主要是来自Kenneth Pargament 关于Religious coping研究的启示;此外,心理学的相关文献同样提供了我对Risk perception(比如Paul Slovic的研究)、Efficacy perception(班杜拉的研究)等概念的认识;至于宗教文化如何能和信任、社会网络、集体行为以及灾害韧性联系起来,很明显这是受到了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相关研究的影响。基于此,我就有意地去打破科际知识边界,基于研究的整体逻辑,聚焦本文研究目标,即以“宗教文化”为起点,“灾害韧性”为终点,尝试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去建立起关联路径,进而提出一个理论框架。

 

Q3:文中RBDR框架的提出是为了阐明宗教信仰—韧性复杂关系(religious belief-disaster resilience nexus)。该框架的“一定普适性”可能会体现在哪些方面或哪些案例的分析中?

孙磊:宗教文化博大精深,类型多样。宗教是以超自然力量信仰为核心的认知和实践体系,宗教文化会形塑信众世界观,会融入信众的价值信念体系,具有规训教化和社会整合等功能,这对于不同宗教体系而言可能是相通的。比如在亚伯拉罕诸教、在佛教文化背景下都发现了信众对于灾害成因认知的宗教色彩,都存在灾害心理调适资源等。因为文中RBDR框架是在宗教文化功能视角下提出的,基于不同学科知识体系去把它理论化了,因此该框架的“一定普适性”体现在它可能对于分析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下的灾害案例都适用或者可以提供借鉴。若基于文化功能这一更泛化的视角,RBDR框架有望在“文化差异——韧性差异”方面提供理论与实证基础。

 

Q4文中指出宗教文化至少存在三种路径影响灾害韧性,即公众灾害意识(Disaster framing)、调节灾害情境下的心理(Mental health)及规范或整合社区成员灾害行为(Disaster behaviour)。上述三个路径之间的互动结构或交互效应是怎样的?

孙磊:是的。我想这三个路径之间是存在互动结构或交互效应的。第一,灾害意识路径下,公众以何种方式建构灾害是灾民如何适应灾害的重要认知基础。宗教文化作为宗教信仰地区共享的文化资源,为灾民提供了理解灾害成因、宗教实践减灾效能的认知资本。第二,灾害心理路径下,上述提到的基于宗教文化的灾害认知资本本身就可以作为或者转化为一种心理调适机制。此外,灾民的心理调适可能源于对宗教教义的认同或者内化,也可以源于祈祷、诵经等个体或者集体宗教实践活动带来的精神体验,亦或是源于对宗教神职人员以及其代表的超自然神秘力量的信念。当然,还可能源于第三条路径中将要提到的宗教社会网络(宗教社会支持)。第三,灾害行为路径下,宗教文化可以促进一个亲社会的灾后环境的形成,维持并生成了一个共同信仰的社会互助网络。显然,这种灾后亲社会环境及互助网络的维系与生成与宗教文化影响下公众灾害认知与灾害心理也会存在互动关系。

 

Q5:在现实层面,中东部地区不具有玉树这样的宗教氛围。那宗教与灾害复原力的交叉研究可以惠及宗教文化背景不甚明显的地区或社会吗?

孙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玉树是一个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地区,因此以玉树地区为田野,可以从一个地域共同体、从集体行为角度观察宗教文化的作用。但是,这种田野环境在中东部地区比较少,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类研究对“宗教文化背景不甚明显的地区或社会”就不具备借鉴或者启示意义了呢?我觉得不尽然。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关注一组数据和一篇文献。

一组数据:2021513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提到中国各类信教群众近2亿人,宗教教职人员38万余人,宗教团体约5500个,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14万多处,这组数据在《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中也能找到。这近2亿信众可不是完全聚居在西部地区。但是,尽管很多信众没有在“地域共同体”意义上生产生活,在“个体”尺度上,宗教信仰是否对他们的灾害意识、灾害心理和灾害行产生影响,宗教信仰是否与他们的灾害韧性和灾害脆弱性存在关联机制——我想诸如此类研究问题是可以从基于玉树这种宗教信仰地区研究中获得启示的。

一篇文献:2018年北京大学张春泥和卢云峰两位教授在《社会》发表的《如何在社会调查中更好地测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两位作者在论文中强调了与西方国家聚会性宗教占主导地位不同,我国排他性弱的混合宗教更为兴盛。两位作者继而指出在中国的田野调查中,基于宗派本位的宗教测量工具会存在一些问题,并建议采用神灵本位的测量方式。我想,如果根据两位学者建议,采用“神灵本位”的信仰测量方案,把民间信仰完全纳入灾害研究关切当中的话,这会使得“宗教信仰—灾害韧性”的研究范畴进一步扩展。这样的话,之于西部地区“宗教—灾害韧性”相关研究是否能“惠及”东部地区,这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民间信仰是东西部地区都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

齐文华:同样的,无论是基于“宗派本位”还是“神灵本位”的信仰测量方案,宗教/信仰作为东西部乃至全球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我们仍可以将其放在文化-功能的视角中。从这一更泛化的视角出发,虽然东西部、不同宗教/信仰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是巨大的),但由此“文化现象”衍生出的“灾害韧性”应具有共同特征。而且,在这一社会文化实际和现实层面,更应该开展更为宽泛和深入的研究。

 

Q6:文中提到宗教信仰可能会助长灾害的脆弱性。您对此观点有何补充或将从何角度出发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孙磊:宗教文化和灾害应对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在文中提到了这一点,虽然我们强调宗教信仰地区的灾害韧性存在宗教文化来源,但是不意味着我们漠视宗教信仰对(自然)灾害响应存在的潜在阻滞影响,也就是说在宗教信仰地区,宗教文化也有可能是其灾害脆弱性的来源。比如在“认知—行为”视角下,宗教文化建构出的超自然的灾害成因认知信念也有可能影响其恰当的灾害风险感知和防灾减灾态度;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多信仰社区中由于信仰差异、身份认同差异导致低社会资本和低集体效能;在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宗教宿命观念可能致使一些防灾减灾助推行为干预策略无效等。

 

Q7:两位老师对未来国内基于文化或“地方性知识”进路的应急管理及灾害研究有何展望?

孙磊:我想“文化”相关议题会成为国内未来应急管理及灾害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今年暑假,在李瑞昌教授组织下,复旦公共行政系开设了《应急管理导论》暑期课程,本次课程聚焦人民应急论,设置了四个专题,其中一个就是“文化的逻辑”专题,我在这个专题上分享了一些我的看法,我也愿意再次和大家分享。

我的一个展望是未来国内相关议题会沿着两个进路或者研究取向发展,其一就是关注因果关系的“科学”取向。以“文化”(如信仰、价值观、规范等等)作为自变量,以“灾害”(灾害意识、灾害行为、灾害结果等等)为因变量,不同学者会不断建立文化要素和灾害之间的关系。当然根据选择的变量、研究层次(微观、中观、宏观)、关注对象(个体、社区、组织等)不同会有不同的理论和现实关怀。比如,同样是关注新冠疫情,我们可以关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和“集中力量办大事”全民抗疫模式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研究是否是效能信念和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群众疫情防护行为建议遵从行为的差异。其二,就是“文化+灾害”的整体取向。学者们会致力于挖掘、整理、书写、传承和保护既有文化体系中与“灾害”相关的那一部分,有时候会是一种从默会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工作。比如问题中提到的“地方性知识”研究。当然,上述提到的两种进路不是截然区分的,可能会有交叠,因为显然灾害文化或者“地方性知识”对灾害响应和应急管理模式会存在影响。就个人阅读视野而言,现在以“文化”作为核心研究变量的多数人文地理学和人类学背景学者不大关心灾害和应急管理问题;新制度主义学派倒是强调“文化”,但是国内以研究应急管理体制机制见长的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者少有新制度主义“信徒”;至于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大部分灾害研究学者感兴趣的是自然致灾因子、物理脆弱性、物理韧性、风险和损失评估等问题,之于这些学者而言,“文化”概念的学术吸引力有限,“地方性知识”可能都属于陌生概念。我想这是造成当前文化或“地方性知识”进路的应急管理及灾害研究比较小众,而且分散的部分原因,但是我想未来随着大家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研究方向。

齐文华:其实从我国基层减灾的社会实践来看,“灾害文化”“地方性知识”并不是新鲜事物。如,我国70年代(邢台地震、唐山地震等)就兴起了地震灾害群测群防,而对于量大面广的地质灾害而言,更是建立了全国层面的群策群防体系。在这些实践工作中,既包含了各类灾害知识的科学普及,又体现了当地灾害防治相关地方知识的不断挖掘,通过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的不断融合,更深层次的培育基层和民众的灾害素养与灾害文化。因此,要实现灾害应急管理的关口前移、重心下沉、全民参与、全社会减灾,基于“灾害文化”“地方性知识”等进路的应急管理及灾害研究是必经之路。


文章来源:公共管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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