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彭宗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未来国家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这些年，我们做了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面的一些研究，相关情况想跟大家分享，也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教。我的分享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改革开放与社会稳定，第二个方面是社会稳定与风险评估，第三个方面是社会安全与国家安全。

    改革开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今天回过头去看很多方面的经验和总结，发现其中有一条特别重要，也即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怎么发展？要靠改革提供推动力，当然有时候改革说不定会带来政策上的一些挑战，进而会带来一些麻烦。同时社会不稳定风险又会促进一些改革。这往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形象一点比喻，咱们现在越来越多朋友都会开车，改革、发展与稳定就像开车系统里边三个关键子系统，一个是方向盘系统，主司前进与发展方向，一个是油门系统，主司前进与发展动力，还有一个是刹车系统，主司稳定控制，三个系统需要协同配合方能平稳驾车。我们整个改革开放发展大业也是要掌握三者之间的关系平衡，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社会开放以后，西方国家有学者研究，社会开放很好，但是开放初期可能会使相关的社会风险加大。有一个J型理论，说社会开放的前十年左右，其实是风险最大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四十年，前十年的风险也确实偏大一些，再往后走，社会风险则可能会下降。这个基本的规律我们也可以融到改革开放经验总结当中去。

实际上差不多十多年以前，我们党就强调说，我们有四大考验，还有四大危险等等，这些里面就包括改革开放本身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新的麻烦和新的风险，这些早已写到党章里面。

    改革开放和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今天来看越来越上升到不仅仅是改革跟稳定的关系，更大层面上来说上升到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当中去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说明里面，还有习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还有党的十九大报告里面都特别强调居安思危的意识，要求把发展和安全统筹起来去考虑，这两者之间的观点或者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党和国家历届领导者要关注的重大命题。

    今天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国家安全概念，已经跟原来的概念不一样了，今天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做了很高层面的战略整合，要求把国际国内各个方面安全都做协同。总体国家安全观特别强调人民安全为宗旨，政治安全为根本，经济安全为基础，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这些要求已经融入国家安全法里面。因此我们在看待今天社会安全或社会风险时，就需要从更高的国家安全观标准来看，也需要纳入发展与安全的总体关系框架中去思考。

    我们要追求发展，要以改革为动力推动发展，同时确实社会稳定的压力在某些阶段里面会特别大。所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历来备受有关部门和学者的关注。在国际上也做不同层面的社会风险评估，有不同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把中国的社会稳定风险和社会风险排在靠后的，也即认为我们的社会稳定风险是中等偏高的，按照他们的指标，他们认为我们有些指标是有劣势的，当然我们有些方面也是有优势的，如经济绩效和社会管理方面有一些优势。

    从长期的或者时间序列看，有一些指标认为，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我们的社会风险是越来越高，但也有其他指标评估，认为我们的社会稳定度越来越好了。我们建构的评估框架的基本逻辑是环境-心态-行为-治理要综合评估。过去讲社会风险，首先比较多的是看行为风险，有多少信访事件，有多少暴力事件，有多少网络舆情事件等。也即大多从行为方面看。但我们认为光看行为风险是不够的，往前去看，要看环境因素的影响，要看心态因素的影响，要看环境对心态的影响以及通过心态如何影响行为的。还有一方面要重视的是治理。我们讲如果我们相关的环境、心态到行为的风险不高，但为什么仍然会出现一些社会风险事件？那很可能是治理决策出了问题，决策不当的治理会有很大的社会风险。有时候上面环境、心态与行为三者链条里面的风险很大，但最后发现没出大事，为什么？很可能我们的治理在调控风险能力方面是高的。

    上述整体的风险指数可能跟我们一般感觉当中的风险程度会不完全一样。我们根据上述指标体系和相关数据对四十年中国社会稳定风险值做了刻划。我们可以看到总体走势，四十年的总体社会稳定风险是波动中逐步下降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总体社会稳定风险值2014年后呈现逐步走高的趋势。另外在四十年发展当中我们去观察社会稳定风险，有十年一周期现象，四个十年各自大体上会有一个先下降再上升的波动周期这个跟我们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走向大环境因素变化以及有关国际环境因素可能有关，对此可以进行探讨。

    我们刚才提到环境风险，与前述整体社会稳定风险走势好像不一致，环境风险不是完全降低的，还有一定程度微幅上扬，在2008、2009年以后则开始下降，但是到了2013年以后，又开始在上升。

    我们同时也发现在心态端相对来说前几年比较高，越往后有降低，但是在2014年以后开始又有走高趋势。行为风险里面分为体制内行为风险和体制外行为风险，体制内行为风险在下降，主要是因为依法治国及规范化治理，，但是体制外的风险则有逐渐走高的趋势。近年体制内外的风险都有上升的态势值得去关注。

    还有治理的风险，在波动当中下降，我们的治理能力还是有越来越大的提升。确实跟刚才提到的几个方面有关的，改革开放发展这么多年以来，四大类指标里面，行为治理还有心态的风险相对来说是下降的，环境来说还处在一个高位，有的时候还有上升，特别是最近几年也值得我们去关注这是一个十年小周期的概念。近几年来经济下行还有国际环境的恶化，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未来治理的要点主要涉及，要继续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要以更加积极的改革创新，来继续推动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动态社会稳定与发展进步，特别是要重视综合性社会风险评估和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以避免因为治理决策出了大问题而引发社会风险，特别是要尽量引入独立的专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同时，要特别关注基层干部，网民和中等收入群体及新阶层等积极社会心态建设。

    最后，不仅仅要关注社会安全，还要关注国家安全治理问题研究。其中有一些基本的问题需要思考。社会问题的风险怎么上升到国家安全风险的高度？尤其是社会安全风险在什么条件下会上升到国家安全风险？不会是所有社会安全风险都上升到国家安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什么样的机理有关的社会安全风险会上升到国家领土安全与国家政权安全的高度呢？我们今天只是提出命题，相关的研究还很少，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有兴趣未来可以一起来做。

    过去我们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面建构过有关的评估指标体系，国家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目前还是弱项，尽管可能有关部门也有相关指标建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用科学的指标遴选方法与流程来做好国家安全风险指标体系建构工作。另外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社会安全治理和国家安全治理怎样联动，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重要的课题。目前我们的课题研究已经初步提出了有关分析框架，未来希望能够做更细化和更实证的研究，以推动相关风险治理体系与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