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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郅强:青少年吸毒问题治理研究

发布时间: 2019-05-27 19:54:15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我要评论()

 

编者按:近日,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人员王郅强教授《公共行政评论》专栏发文青少年吸毒的发生逻辑与治理路径,讨论了我国青少年吸毒问题的深层社会动因,以及其在个体、社会乃至国家治理层面的生成逻辑和可能的解决思路。

 

文章内容

专栏导语:青少年吸毒的发生逻辑与治理路径

 

王郅强

 

      2014年7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的《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中将禁毒工作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和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高度,并提出到2020年禁毒工作要在全民禁毒意识提升、戒毒康复体系完善、走私与制贩毒活动整治、禁毒工作社会化格局形成,以及禁毒的专业化队伍建设和法律法规制定等各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切实掌握禁毒斗争主动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涉及范围更加广泛,不仅体现为物质生活需求上的更高标准,还体现为对法治、安全、环境、服务等保障的更多追求,以及对加强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负面威胁因素的强烈期待,这些也都构成了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巨大挑战。其中,毒品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暴力、贩毒等恶性犯罪事件,作为影响国家稳定、社会和谐的痛点和难点,已成为现阶段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一个不容忽视、亟需解决的治理问题。

 

      从问题现状看,近年来青少年群体吸毒人数同比下降,禁毒工作成效明显,但青少年禁毒和毒品预防教育工作仍然任重道远。根据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2018)数据,截至2017年底,我国现有吸毒人员达255.3万名,而其中青少年吸毒人数为148.6万名,占全国吸毒人员比重高达59.3%。另据南方某省2018年“未成年人吸毒问题的原因及对策”的调查报告显示,虽然青少年吸毒蔓延的问题得到了一定遏制,表现为从2016年至今:(1)未成年吸毒人数和占比逐年下降;(2)未成年人吸食合成毒品人数逐年下降;(3)司法行政戒毒所未成年戒毒人员收治人数逐年下降。但不容忽视的是,低学历青少年吸毒、经济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吸毒、以及女性未成年人占新发现吸毒人员比重增高等问题,依然构成了禁毒工作的严峻形势。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吸毒问题的有效治理是取得禁毒工作全面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现有研究看,生物学、心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都立足于本学科视角,探索建构毒品滥用问题的分析框架。其中,社会学角度的相关研究则偏向于社会层面,主张寻找社会的而非个人的问题,强调从不平等视角下影响毒品滥用的社会力量出发,对青少年吸毒行为成因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王玉香,2011;Odgerset al.,2012;Saechao et al.,2012;刘能、宋庆宇,2015)。总体而言,当前毒品问题尤其是青少年吸毒问题的相关研究:一是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理论和学科分野,有待对毒品问题进行多理论、跨学科探讨与合作,形成对毒品问题的综合性认识;二是仍然缺乏遵循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有必要深入吸毒群体实际开展研究,才能形成对这一群体的科学性认识。

 

      本专栏的两篇文章都通过规范的理论研究与翔实的实践调研,较好地弥补了上述研究缺憾。其中,彭睿和王郅强的文章《社会排斥与毒品亚文化:青少年群体吸毒的双重诱因及其消解路径》一文从“推力”和“拉力”两个分析维度,探析了资源禀赋薄弱的弱势青少年群体吸毒的双重诱因与可行的治理模式。其中,社会排斥视角下主流社会的经济排斥、制度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等的四种“推力”因素,以及毒品亚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契合、社会互动需求、文化压力强化等三种“拉力”因素,构成了青少年群体吸毒行为生成的关键逻辑链条。在相应的消解办法上,作者构建了社会支持网络的支撑路径和宣传教育的化解路径,探索了消解边缘青少年群体“吸毒—戒毒—复吸”循环的“反推力-反拉力”综合治理模式。作者系统地反思和点明了青少年的吸毒问题并非简单的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与多种社会因素的相互强化作用密切相关。相应地,消解吸毒交互作用机制的当务之急亦需着力于多元治理,通过多元力量协力解决吸毒青少年群体面临的社会排斥问题,以及通过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提高青少年的毒品防范意识,增强对毒品亚文化的抵御能力。

 

      聚焦我国农村毒品泛滥背景下的农村青少年群体吸毒现象,林少真的文章《“国家-村庄-个体”三维框架下农村青年吸毒问题的治理——基于H省A村的研究》考察了在农村社会变迁和青年个体化进程中,市场逻辑治理地方危机、村庄传统权威的日益衰弱以及个体应对风险的效能不足等,如何共同影响农村青年吸毒行为的发生与治理。作者发现,由于毒品市场的流动性,当前的政府治理模式,在加强对城市毒品问题的整治打击时,容易把毒品供应风险从城市挤压给禁毒手段相对薄弱、地理环境易于隐蔽的农村地区,又采用市场治理逻辑将毒品治理责任转移给社区与个体;土地改革与市场化渗透下的村庄失去了传统权威,使得乡村只能被动地应对农民个体利益增长和风险行为危机;而生活在缺少个体化前置条件的乡村社会个体,在解决各种系统矛盾中出现难以独自应对的风险表现。没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又没有效能应对市场竞争,加上毒品滥用后生活机会的加速恶化,逐渐将吸毒青年推向边缘化的生活方式与问题性的毒品生涯。对此,作者认为政府应该转变一刀切的市场治理逻辑,灵活地适应毒情严重地区的发展现状与农村青年的期望需求;农村应当培育村庄支持系统,增加受个体主义冲击的乡村抵御毒品滥用危机的能力。

 

      借由这两篇文章的推介,我们希望能够帮助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了解我国青少年吸毒问题的深层社会动因,以及其在个体、社会乃至国家治理层面的生成逻辑和可能的解决思路。在如何推进该领域研究的意义上,两篇文章对相关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文章来源】 《公共行政评论》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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