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正在浏览: 首页 » 学术成果 » 论文 » 正文
 

彭睿、王郅强:社会排斥与毒品亚文化:青少年群体吸毒的双重诱因及其消解路径

发布时间: 2019-05-27 19:52:54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我要评论()

 

 

编者按:近日,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人员王郅强教授和他的硕士研究生、应急管理研究基地19级拟录取博士研究生彭睿《公共行政评论》发表论文社会排斥与毒品亚文化:青少年群体吸毒的双重诱因及其消解路径,论文以“推力-拉力”为分析维度,剖析了资源禀赋薄弱的弱势青少年群体吸毒行为的生成逻辑,提出了消解青少年吸毒群体“反推力-反拉力”的综合模式。


文章内容

社会排斥与毒品亚文化:青少年群体吸毒的双重诱因及其消解路径

 

彭  睿    王郅强

 

【摘要】毒品已经成为困扰全球的严重社会问题,我国毒品形势也不容乐观,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吸毒问题尤需重视。论文以“推力-拉力”为分析维度,将资源禀赋薄弱的弱势青少年群体吸毒的双重诱因,划分为社会排斥视角下主流社会的经济排斥、制度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和文化排斥四种“推力”因素,以及毒品亚文化中价值观念的契合、社会互动的需求、文化压力的强化三方面“拉力”因素,以此来剖析其吸毒行为的生成逻辑。最后,论文以社会融合为目标,分别从社会支持网络的支撑路径与宣传教育的化解路径,提出消解青少年吸毒群体“反推力-反拉力”的综合模式。

 

【关键词】青少年群体 吸毒 推力-拉力 社会排斥 毒品亚文化

 

一、研究背景

      当前,毒品已经成为一道严重困扰世界各国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难题。据2018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显示,2016年,全世界大约有2.75亿人至少使用过一次毒品,占全球15至64岁人口的5.6%(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2018b);在全球约1 200万注射吸毒者中,160万人携带艾滋病病毒,另有610万人患丙型肝炎,由吸毒引发的疾病发病率、死亡率整体呈增长趋势(新华社,2017)。与此同时,我国的毒品形势也不容乐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安机关查获并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数量急剧攀升,近几年来增速放缓,2017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达255.3万名(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2018)。其中,我国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蔓延问题得到遏制,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成效得以巩固,但低龄化特征仍然不容忽视,全国青少年吸毒人数148.6万名,占比59.3%(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2017),面对当前新型合成毒品迅速蔓延的新形势,青少年合成毒品滥用问题也日益突出。青少年作为当下最主要的吸毒群体,伴随而来的复吸率高、艾滋病传染严重、犯罪现象突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无疑严重阻碍青少年的健康发展,也同样威胁地区稳定和社会和谐。有于此,青少年群体吸毒问题已成为政府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也成为学术界亟待关注的重要课题。

 

      纵览国内外学界针对青少年吸毒群体的研究,学科视角多集中于医学、心理学、犯罪学等,社会学视角下的吸毒群体及其行为研究稍显不足。基于社会学视角对青少年群体吸毒行为成因的分析,国内外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关注于微观个体层面因素,包括环境逆境与人格特性的互动关系(Kendler et al.,2003),社会交往中冲动、追求新奇感等高风险成瘾特质(Kreek et al.,2005),以及青春期青少年毒品危害无知、对他人轻信盲从、自控能力弱等认知偏差(王玉香,2011);二是从宏观结构层面,剖析失业、犯罪(Preble & Casey,1969)、工业城市社会经济困难(Buchanan & Young,2000)、结构性不平等导致环境中风险与危害增加(Odgers et al.,2012;Saechao et al.,201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风险因素和毒品社会控制力度(刘能、宋庆宇,2015)等因素,如何决定地区毒情趋势;三是考察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关系,如社会学习、社会控制、亚文化等理论视角下父母和家庭、学校和朋辈等社会关系对青少年个体的保护或风险管理功能。总体来看,学界沿着从宏观结构到微观个体的研究路径,对青少年群体吸毒的成因展开了丰富的探讨。但是,在中观层面上对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的分析则存在解释鸿沟,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分野仍有待调和。

 

      综上所述,本文试图从社会与文化两个维度,来提供青少年吸毒群体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机理的中观层面解释框架。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说明的是,当前青少年吸毒问题呈现两种新形势:在滥用种类方面,青少年是我国滥用新型合成毒品的主要群体(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2018);在经济阶层方面,涉毒青少年群体内部呈现出两种极端差异,一种是资源禀赋薄弱的群体通过吸毒抵御生活困境,另一种是出于消遣、娱乐目的而使用俱乐部毒品的富裕群体(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2018a)。通过实地调研得知,由于毒品制贩种类具有明显的区域化特征,而且混合吸食的情况较为普遍;与此同时,我国大多数吸毒青少年仍然是低学历、低收入群体,依据经济阶层的划分维度来观察吸毒青少年群体特征则相对稳定。因此,本文试图将新型毒品和传统毒品置于同一视角下,聚焦于前一经济阶层青少年的吸毒事实,以此来更全面地展现资源禀赋匮乏的弱势青少年吸毒行为的生成逻辑,并为新时代我国政府毒品治理的开展提供学理支持。

 

二、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

      要想充分认识吸毒行为的社会诱因,首先需要厘清:这些资源禀赋缺失的青少年群体为什么吸毒?这些诱因如何影响青少年群体吸毒行为?诸多诱因之间的交互作用机理何在?面对这些问题,本文将在总结已有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构建展现吸毒群体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全景的分析框架。

 

(一)社会排斥:来自主流社会的“推力”诱因

      从词源学角度,法国学者雷内·勒努瓦(Rene Lenoir)(Lenoir,1974)首次提出了“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的概念,用来解释经济领域的相互排斥现象。20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用社会排斥来分析当时失业、贫穷等社会问题,并应用于社会政策领域(向德平、唐莉华,2006);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排斥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扩大,并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但在定义上尚未达成一致。此外,社会排斥也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阿马蒂亚·森(2005)将社会排斥分为建构性排斥与工具性排斥;也有学者归纳为“谁排斥”视角下的经济排斥(包括劳动力市场排斥、贫穷和消费市场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和福利制度排斥5个维度,以及“谁被排斥”视角下的个人排斥、团体排斥和空间排斥3个维度(Berghman,1995;Kronauer,1998;Burchardt et al.,1999;Gordon et al.,2000;Percy-Smith,2000a;曾群、魏雁滨,2004)。总结来看,社会排斥是个体在社会中从主流社会被不断歧视、排挤而到达边缘化状态的动态过程,它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等多个方面。

 

      社会排斥是弱势青少年群体吸毒行为的重要解释框架。相比较于社会经济中上层的“娱乐性”吸毒群体,社会经济下层的吸毒群体有着更弱的购买力和吸毒意愿,以及更高的吸毒代价和罹患病症的可能性(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2018b)。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以外有限的社会和经济机会,会使年轻人将海洛因视为就业替代方案(Buchanan & Young,1995)。坎迪斯·奥德格斯(Candice L.Odgers)等(Odgers et al.,2012)和费伊·萨乔(Fay Saechao)等(Saechao et al.,2012)认为,结构性不平等导致的教育、健康、住房等基本需求的差异,以及环境中风险与危害的增加,使弱势儿童在面对毒品挑战时缺乏有效应对策略(Ornelas & Perreira,2011)。吸毒者一方面面临观念、社会环境和制度等维度的排斥,另一方面又与社会主动分离(钟莹,2010);社会排斥使青年在吸毒前从主流社会被推出去,吸毒后又回不了主流社会(王嘉顺、林少真,2014)。总结来看,社会排斥作为弱势群体毒品使用的经典视角,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大多数研究仅仅关注到了吸毒人群从主流社会排斥至社会边缘的单一过程,缺少与其他理论视角的有机联系。

 

(二)毒品亚文化:来自毒品亚文化群体的“拉力”诱因

      “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相对应,主流文化在社会中占主导,亚文化则是由地区或社会群体所持有、与其他文化或社会行为特性相区别的文化现象(Sandage & Chudacoff,2000)。20世纪30年代,亚文化研究在美国兴起,芝加哥学派延续社会学的越轨和犯罪行为的思路,发现越轨者们并不认为自己违反了社会准则,只是遵从着与主流社会不同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卢鹏等,2015),阿尔贝·科恩(Albert Cohen)将毒品亚文化等违法亚文化,视为青年通过对主流文化抵制行为,来解决社会结构与中产阶级主导文化之间的冲突(Cohen,195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嬉皮士运动广泛传播(赫伯迪格,2009),伯明翰学派对亚文化现象的研究,开始从社会结构转向对亚文化群体本身及其体验。20世纪70年代中期,伯明翰学派又引入了符号学、后结构主义,以及更为复杂的符号系统——“风格”等视角,将亚文化群体视为对主流强势群体的“仪式抵抗”和政治反叛(孟登迎,2008)。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与新自由主义兴起,青年亚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国际化、商业化和大众化特征,毒品亚文化也具有了娱乐、休闲、时尚的价值标签。可见,毒品亚文化圈子是由吸毒者所构成、因毒品而维系,在群体内共享与主流文化相背离的吸毒价值观念,并形成社会关系、发生社会互动的共同体。

 

      现有研究显示,青少年的毒品使用与同伴、毒品亚文化圈子的影响有着密切联系,而这两者对吸毒青少年而言往往高度重合。同伴之间的相互影响存在“多数无知”现象,即亲密的朋友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从而更容易模仿高风险行为(Kathryn et al.,2003)。廖龙辉(2001)指出,在首次吸毒经历中,毒品由朋友、同学、熟人提供的比例为61%;509位吸毒者中,有443位周边朋友也是吸毒者(王君等,2006)。青年女性吸毒者在吸毒生涯扩张期的表现如同“学徒”,和资深吸毒者交朋友,学习毒品亚文化,努力融入毒友圈(刘柳、段慧娟,2018)。这些研究都为分析毒品亚文化群体的影响作用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但是对毒品亚文化与其他理论的互动模式尚缺乏系统探讨。

 

(三)“推力-拉力”:双重诱因的交互作用框架

      “推力-拉力”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是研究流动人口、人口迁移等问题的重要理论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学者唐纳德·博格(Donald J.Bogue)关注于人口流动的社会成因并提出“推力-拉力”理论(李竞能,2004)。该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人口迁移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得以形成。不论是流出地还是流入地,都同时存在反推力与反拉力两种作用力;与此同时,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还存在中间障碍因素,例如文化差异等(李强,2003)。

 

      基于此,本文借助“推力-拉力”理论,将青少年吸毒行为的产生与巩固,视为来自主流社会的社会排斥“推力”诱因,与来自毒品亚文化的“拉力”诱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青少年群体同时面临来自主流社会的社会排斥“推力”,以及来自毒品亚文化 “拉力”;另一方面,主流社会的“反推力”与毒品亚文化的“反拉力”也同样存在。与此同时,除了社会因素以外,青少年群体吸毒行为的产生,也受到了个体生理、心理因素的影响,本文对此不做赘述。“推力-拉力”分析框架,不仅可以用来解释青少年群体吸毒行为产生与循环的动态过程,也可以用于构建针对青少年群体吸毒诱因的“反推力-反拉力”消解机制。接下来,本文将分别分析双重诱因的具体内涵以及其交互作用的动态机理,并针对性提出“反推力-反拉力”的消解路径。

图1 吸毒青少年群体“推力-拉力”的交互作用机理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研究方法与个案选取

      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于L省H市、Y省Z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未成年人管教所、社区戒毒康复中心的实地调研。调研地的选取,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确保样本具有吸食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的经历。我国毒品来源于境外毒品输入和国内毒品制造。全国禁毒执法部门在批发环节缴获的“金三角”海洛因、冰毒片剂占同期国内缴获总量的95.2%和87%(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2017)。L省由于距离“金三角”较近,因而成为“金三角”毒品的内流通道。在调研中发现,H市的毒品使用情况也以传统毒品为主。与此同时,经过打击整治,Y省近年来制毒蔓延势头已被有效遏制(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2018)。而据Z市戒毒所介绍,该市目前新型毒品使用特征突出。其二,确保样本覆盖“初吸—戒毒—复吸”三个阶段。本文的受访者包括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社区戒毒人员、戒毒三年未复吸人员、未管所有吸毒经历人员,以此来观测青少年群体吸毒经历的全过程。其三,研究便捷性考虑。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吸毒青少年群体具有特殊性,研究者接触这一群体获取一手资料往往非常困难,因此本文以强戒所、未管所、社区为途径搜集访谈资料。最终,本文重点选取了18名相对弱势的吸毒青少年作为访谈对象,具体而言,访谈对象的初吸年龄在12到34岁之间,主要吸食传统毒品或新型毒品的分别有7人、混合吸食4人,自填问卷中认为家庭的总体经济收入状况在社会中均处于一般及以下水平,有15位访谈对象有1到8次强制隔离戒毒经历,有3位访谈对象有刑事处罚经历(见表1)。我们在2017年4月、2018年3月、2018年7月多次走访L省和Y省两地,对访谈对象进行了一对一的半结构式访谈。

表1 受访者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个案呈现:青少年群体吸毒的

双重诱因及其生成逻辑

      本文认为,青少年群体吸毒的双重诱因,主要是指来自主流社会的社会排斥“推力”诱因,以及来自毒品亚文化的“拉力”诱因两种力量。居于弱势地位的青少年一方面遭遇与主流社会的融合受阻,另一方面又受到毒品亚文化群体的吸引,最终深陷“吸毒—戒毒—复吸”的恶性循环。

 

(一)社会排斥:青少年群体吸毒的“推力”因素

      基于社会排斥理论维度及已有研究,本文将社会排斥的“推力”维度,划分为经济排斥、身份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和文化排斥四个层面,并结合青少年吸毒生涯情况,探讨这一群体在社会排斥因素的相继作用下趋于边缘化的动态过程。

 

      1.经济排斥

 

      经济排斥是指群体成员被排斥于工作机会之外,从而导致贫困和经济上的边缘化现象(Madanipour,2005)。工作机会被剥夺,主要可以归因于由他人排斥所导致的“被动排斥”,以及自我放弃的“主动排斥”两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经济收入分化趋势也愈发显现。而低学历身份、专业技能不足、资本积累匮乏的青少年群体,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力严重不足(Littlewood & Herkommer,1999),因此更容易在经济分层中陷入底层。生产能力遭到剥夺,势必进一步挤压青少年群体的经济状况与生活质量,从而增加了毒品暴露的风险。对于重返社会、已经戒毒康复的青少年,“吸毒者”身份成为他们再次就业的现实壁垒。从18名吸毒者的职业情况来看,无业或自由职业的有11人,尤其是从戒毒所出来后,戒毒青少年的就业困难现象非常普遍:

 

      吸毒前后工作肯定变化很大,吸毒前打工,吸毒后没有稳定工作,只能当小摊贩做点小生意,别人不要有吸毒史的。(HCY)

 

      与此同时,被动排斥的存在,随即引发主动排斥的产生。在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内在逻辑下,劳动力市场边缘化的现实使青少年陷入内卷化困境,部分青少年对未来不思进取、自我放弃,因而逐渐退出市场竞争,“不愿意做”“自己比较懒” “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成为受访者对失业的常见解释。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正规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机会遭到排斥的群体,有可能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并希望诉诸非法途径获取收入,来维持向往的生活方式(吉登斯,2009)。面对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个体薄弱的人力资本难以承载其野心与欲望的膨胀,毒品容易成为青少年就业的替代方案(Buchanan & Young,1995)。

 

      吸毒后工作就没了,找工作也不容易,我主要靠以贩养吸维持开销,有钱就多吸些,没有就少点。(HDZ)

 

      因此,无论是被动排斥还是主动排斥,都会加重青少年群体与正规劳动力市场的脱嵌,使原本薄弱的经济资本进一步恶化,并逐渐游离于主流社会的边缘。

 

      2.制度层面诱发的身份排斥


      在吸毒青少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以及戒毒过程中,制度层面诱发的身份排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我国当前的犯罪治理格局中,吸毒人员一旦因吸毒被查处,其身份将正式被定义为“吸毒人员”,生活将难以摆脱公安和司法系统的影响。被公安机关登记在案的吸毒人员会被依法实行动态监控,警察将不定期上门盘查并进行尿检,以确认其是否有吸毒行为。随着信息技术和高新监测手段的不断革新,对吸毒人员信息的动态管控能力也进一步加强。这些技术手段的运用,在震慑毒品犯罪行为、完善毒品治理体系的同时,也给戒毒康复人员贴上了的“吸毒者”的身份标签,这无疑增加了他们重返主流社会的难度。在受访者看来,监控“感觉没什么用”,“不能24小时跟在屁股后面,还得靠自己”,也为其生活带来困扰:

 

      住酒店、买票要用身份证,人家就知道你吸过毒品,肯定会带有色眼镜,真的很痛苦”。(ZXQ)

 

      此外,现行的帮扶保障措施在执行层面也遭遇困难。虽然《禁毒法》明确规定,“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有关部门、组织和人员应当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戒毒人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但通过访谈得知,戒毒康复人员遭遇就业歧视的现象十分普遍,“晓得吸过毒肯定不要你”,他们往往选择忍气吞声并放弃维权,对现行的社会保障政策也缺乏了解,这也加剧了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程度。

 

      3.社会关系排斥

 

      社会关系排斥指的是由社会关系疏离造成的排斥(Littlewood & Herkommer,1999),以及缺乏他人支持的状态(Richardson & Grand,2002)。对青少年而言,家庭与学校是形成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最主要途径。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中,个体依赖家族提供社会和经济帮助(杨庆堃,2007),血缘纽带共同体也为青少年抵御风险发挥重要的保护功能。随着市场体制改革和城市化水平提高,核心家庭这一微观社会单位的功能愈加凸显(韩庆龄,2018),家庭成为毒品防治的重要环节。然而家庭的正向保护功能一旦弱化或失效,那么其子女将会面临更高的染毒风险。随着我国社会流动加快和个体化、离散化进程加剧,尤其是留守儿童的父母在子女的成长中长期缺位,其家庭关系难以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SX的经历就颇为典型:

 

      父亲白天要做生意,爷爷奶奶不带我,哥哥姐姐在广州打工,通常我一个人在家,自己做饭,也没人管我。我和父亲很少讲话,他会打人。

 

      另外,过分溺爱、放任自流、辱骂暴力等不当的家庭支持方式,甚至是家庭成员具有吸毒犯罪等行为,会对子女造成持续性负面影响。从ZWJ的观念中就能窥见一二:

 

      我爸妈因为贩毒被判刑,我爸爸是死刑,我被寄养在伯父伯母家……我爷爷看不起我,觉得我寄人篱下,12岁以后我离家出走了几次,后来他们不管,我就出来了……我不后悔(抢劫)因为都是为了儿子,就和父母为了我和妹妹去贩毒一样。

 

      另一方面,吸毒青少年群体也遭到了来自学校乃至教育制度的排斥。不合格的教师、低质量的课程(Christle et al.,2005),对问题学生放任自由或管教严苛,或者通过开除以“逐出”教育体系等消极措施(林少真,2015),增加了青少年学业失败的额外风险。调研中显示,吸毒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14名受访者的学历为初中及以下,其中有8人因为成绩差而辍学:

 

      我的学校很差,老师不怎么管。我在学校成绩就不好,爱打架,调皮捣蛋,久而久之老师就把我当成差生,后来我也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了。到了初一初二就不愿意上,对上学没兴趣。(CZF)

 

      教育系统的正向激励失效,加之实用主义、短期导向的价值观影响,升学机会渺茫的青少年们,在机会理性的策略逻辑中自觉遵从既有社会分工方式——尽早放弃学业进入社会,从事低劳动附加值行业赚钱谋生。这样一来,青少年将失去学习劳动技能的机会,同时无法与同学建立正常的社会关系,继而增加了与亚文化群体接触的可能。正如WXF所说:

 

      我上初中后不怎么学习,所以成绩不好。我和班上同学关系一般,初二叛逆之后就不上学了,会跟社会上朋友出去玩,我们在网上聊QQ认识的,后来在酒吧沾染了毒品。

 

      从长远来看,专业技能不足与职业特征导致的阶层分化,更将加剧其边缘化的生活境地。

 

      4.文化排斥

 

      社会中主流文化与价值观的存在,使得持有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群体,因其成员身份的限制性条件而产生文化排斥(Figueroa et al.,1995)。对吸毒者而言,首先是警示性的禁毒宣传所引发的歧视。鸦片战争的耻辱历史、改革开放后来势凶猛的世界毒潮,都使我国遭受了巨大伤害。以往尤其是对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戒毒宣传经常会选取极端例子,在达到警示、震慑等目的的同时,也使人们形成了“吸毒者道德沦丧”“吸毒人员艾滋病高发”等固有观念,给戒毒康复人员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此外,吸毒者身份的泛道德化、污名化,势必对其公民权利与生活机会造成影响。“吸毒人员”的标签,容易与他们的道德品行相挂钩,使其在社会上处于道德劣势,并对劳动就业权、社会保障权等合法权利造成影响。当向受访者询问“需要政府提供哪些帮助”时,受访者们大多表示“希望政府帮助就业”“减少歧视”。可见,偏见、歧视与公民权利的受损,使吸毒青少年即使戒毒康复并重返社会后,仍然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并摆脱毒品阴影。

 

      综上所述,这些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排斥力量共同作用于吸毒青少年并相互发生作用,继而加重了其多元资本的匮乏程度,边缘化情况更加严峻,增大了沾染毒品、复吸乃至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可能性。

 

(二)毒品亚文化:青少年群体吸毒的“拉力”因素

      毒品亚文化是分析青少年群体吸毒行为的另一重要维度。本文认为,毒品亚文化的“拉力”作用机理,在于其推崇享乐主义、表达叛逆与对抗的特性,弥补了青少年们在主流社会中难以获得的情感支持与社会互动需求,并以亚文化群体内部的文化压力为诱使,将青少年进一步“拉入”毒品亚文化圈子当中。

 

      1.价值观念的契合

 

      首先,毒品亚文化的兴起,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毒潮和以“金三角”为代表的境外毒源通过新的贩运路线从我国南部开始渗透(Chin & Zhang,2007),改革开放后毒品市场的扩大与消费能力的增加,以及新型毒品制造简单、品种繁多、价格低廉,使得毒品的获取与使用更加“触手可及”。加之市场经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念的冲击,中国传统的公共价值与道德约束式微,为毒品亚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现实土壤。其次,21世纪以来,冰毒、摇头丸等新型毒品在世界大部分高收入和城市年轻人中广泛传播,替代传统毒品成为年轻人中常见的流行元素(Ramo et al.,2010)。毒品亚文化将吸毒描述为寻求快感和刺激、驱除空虚与痛苦的生活方式,认为新型毒品成瘾性低、相对温和甚至无害,这些价值观念的渗透,为毒品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消费市场。除了大多数资源禀赋居于劣势的吸毒者以外,中等收入乃至富裕群体也因此涉毒。吸食新型毒品成为“有钱人才吸毒”的炫耀资本,并转化为一种“更高级”的身份标志,代表了与底层消费群体相区别的消费层级,借以摘除其原先“堕落”等负面的社会标签。通过共享的价值观念与“溜冰”等特有的话语系统相互联结,一定程度上瓦解了青少年对吸毒的恐惧与罪恶感,继而转化为对毒品亚文化圈子的归属感与共通的品味感。访谈中发现,新型毒品的吸食者往往瞧不起传统毒品:

 

      我主要吸食海洛因。偶尔学下潮流,溜一下冰(指冰毒),现在溜冰不是很多吗?而且他们看不起我们(吸传统毒品)的,有时候和他们玩耍溜溜冰。(QL)

 

      最后,吸毒行为也具有抵抗主流社会秩序与文化体系的蕴涵。亚文化现象具有对主流文化的仪式抵抗意味,科恩就将吸毒行为视为社会底层青少年由于条件限制,无法融入中产阶级占主导的价值体系与行为系统,于是另辟蹊径形成一套与自身地位相匹配的价值标准,从而获得共鸣与认同(陶东风、胡疆锋,2011)。由于社会资本缺乏、阶层流动渠道受阻、难以追求世俗意义的成功,居于弱势地位的青少年蜷缩于毒品亚文化圈子内逃避现实的窘迫与艰难,试图在区别于世俗世界的乌托邦中寻求解脱与宣泄情感,以此来对抗主流社会的运行规则。

 

      2.社会互动的需求

 

      毒品亚文化圈子能满足青少年群体的亲密需求,并为他们提供认同感与归属感。社会凝聚力与有效的社会关系,能够使社会形成并遵守共同的规则与价值观。相反,社会资本的缺乏可能使毒品和犯罪集团的影响力上升(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2012)。青少年群体具有自我认同、情感交流、彼此信任、获取安全感与归属感等人际交往需求,如果青少年难以从家庭、学校、社区等常规渠道与主流社会构建亲密关系,那么他们就可能会转向毒品亚文化群体来弥补原本破裂的社会关系网络,继而形成自己的毒品交际圈。在访谈中发现,年纪较小的吸毒者对既有社会关系的失落感与对社会联结断裂的无助感都更为强烈,正如一位21岁的吸毒者所言:

 

      我从小不听话,父母在我还没有吸毒的时候就已经不管我了,也许是让他们失望了吧,和同学们也不怎么联系……第一次复吸因为感觉世界没有了爱,很无助。就找朋友拿毒来吸。有时我感觉戒毒所还要有爱些。(QL)

 

      与此同时,在毒品亚文化圈子中,吸食毒品具有促成社会互动的正功能作用(韩丹,2017)。吸毒不仅是个人体验,它往往还是一种增进亲密感和信任感的社交策略,并由此来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在访谈中,有13位受访者第一次吸毒由熟悉的同性朋友提供,有11人通过吸毒结识了新朋友:

 

      玩过这个的肯定是身边有朋友在玩,自己试了觉得不错又和其他朋友说。玩的人就越来越多,不是朋友在一起玩多了也就是朋友了。(LGH)

 

      另外,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有自己的吸毒圈子,尤其是新型毒品具有致幻、亢奋、增强欲望等特征,导致聚众吸毒的现象相当普遍:

 

      海洛因是静静的享受,冰毒吃完很是兴奋的,所以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吸。(ZW)

 

      吸毒行为在毒品亚文化圈子内常态化、合理化,这种惯性也在毒友圈的日常互动中延续,使戒毒者即使生理上已经戒断毒品,但重新与毒友圈接触后,朋友的引诱使复吸行为一再发生:

 

      第一次吸毒是因为朋友邀请……从戒毒所出来后确实康复了,也想好好找个工作。但是因为生活上的琐事,还有朋友们邀请我一起吸,说冰毒比海洛因舒服。到现在断断续续吸了12年。(ZW)

 

      3.文化压力的强化

 

      毒品亚文化圈子在提供认同感、归属感的同时,也会向群体成员施加文化压力。为了获得毒品亚文化圈子的肯定、接纳与支持,文化压力会对群体内部成员形成约束作用,迫使个体顺从、屈服乃至修正原有的价值与行为(方贻儒,2003),并通过模仿、学习等行动来遵从亚文化群体的行为规范,继而增强联系纽带、强化身份认同。从受访者的吸毒经历中得知,为了努力融入吸毒亚文化圈子,青少年会主动或被迫效仿毒友的行为,“朋友怂恿说好玩让我很好奇,想试试”“不想扫朋友的兴”,最终在潜移默化的压力中涉毒乃至复吸。加之由于毒品交易和吸食往往存在于隐蔽的场所:

 

      毒品不容易获得,我们都是找朋友拿,就是从黑市购买,没有圈子的话拿毒吸毒都不方便。(HZ)

 

      这使吸毒者被迫依赖并长期维系与吸毒圈子的互动关系:

 

      要想戒除毒品,只有不再和任何以前的毒友来往。(QL)

 

      此外,文化压力也容易诱发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毒品成瘾的高成本使犯罪活动几乎不可避免(Bennett,2000),而毒品亚文化也成为毒品和犯罪之间的关键联系(Burr,1987)。亚文化圈子内部通过互相帮助来实现群体利益,吸毒者们也经常集体作案,打架滋事、偷盗、抢劫等违法犯罪行为时常发生;吸毒青少年表示,“吸毒一天大约300块左右”“少的时候一个月两三千,多的四五千”“万把块也有”,为了维持高昂的毒资,青少年们也有可能被犯罪集团和团伙招募,在欺骗、诱惑、逼迫、断供等手段下参与到贩毒中以补贴微薄的收入,或是用作“骡子”,负责跨境运毒等犯罪行为(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2018b)。可见,毒品亚文化的“拉力”作用,使社会资本薄弱的青少年与毒品亚文化圈子的社会互动趋于频繁与紧密,与主流社会也愈发疏远。

 

      由上可见,弱势青少年群体的吸毒行为,是由主流社会和毒品亚文化的“推力”和“拉力”,以及生理、心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破解“推力-拉力”交互作用,其前提在于须将它视为一个长期性、系统性的动态过程,并通过集合禁毒工作多元合力的综合治理模式,全面提升边缘青少年群体的社会融合程度。

 

五、“反推力-反拉力”:青少年群体

吸毒诱因的消解路径

      回归公共治理视角,可以从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的支撑路径,以及宣传教育的化解路径出发,来探索消解边缘青少年群体“吸毒—戒毒—复吸”循环的“反推力-反拉力”综合治理模式。

 

(一)主流社会“反推力”:社会支持网络的支撑路径

      为了增强社会环境的保护性作用,减少社会排斥等风险因素的影响,这需要调动多元主体的力量开展协同治理,发挥社会支持网络的毒品预防功能。

 

      在政府层面,政府禁毒部门发挥主导作用责无旁贷。首先,政府需要充分整合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推进全民禁毒工程,持续净化无毒社会环境;其次,严格落实《禁毒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加强对生存环境恶劣的青少年提供托底保障,改善其“无权”“去权”的不利处境;再次,加大对卖方市场的打击力度,增强对公共活动空间尤其是酒吧、KTV、网吧等娱乐场所的管控力度;最后,鼓励戒毒所、社区多开展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吸毒青少年的就业技能和竞争上岗能力。

 

      在家庭层面,有必要将家庭责任落到实处,重点加强对留守、单亲家庭、失学辍学儿童和外来务工、服刑人员子女的关爱和帮扶,增强高风险青少年的防毒拒毒能力。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整合程度降低、个体原子化加剧的社会背景下,核心家庭承担了更多的社会整合的作用。然而,家庭社会化功能一旦难以为继,其困境值得警醒。家庭成员内部有效的亲情沟通,为子女提供陪伴与关爱,增强子女对家庭的信任感、归属感,方才能更好地增进家庭对预防毒品使用的保护性作用。

 

      在学校层面,学校同样是营造无毒环境的重要阵地。首先,对于有问题苗头的学生,学校有必要及时采取正确方式加以引导,并及时提出家庭预警,与家庭共同解决问题;其次,学校教育应注重营造多元化的校园生活,让学生能在实践中发掘自己的潜能与价值;最后,精力旺盛却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极易成为贩毒者的目标(夏国美,2003),通过以特长、爱好等为主题的文娱活动、发挥青少年社会价值的公益项目等“反闲暇”教育,有助于减少毒品等借娱乐方式之名对青少年的诱惑。

 

(二)毒品亚文化“反拉力”:宣传教育的化解路径

      在社会支持网络之外,通过毒品预防教育增强对毒品及其亚文化的辨别能力,提升吸毒青少年群体的情感融合水平,是抵御毒品亚文化诱惑的有效举措。

 

      在主体方面,依靠多元主体有效联动来推进毒品预防教育。第一,政府发挥主导与聚合作用。联合教育、宣传、共青团等单位开展禁毒宣传教育,营造全民禁毒的社会氛围。第二,学校突显禁毒教育的主阵地功能。对授课老师开展禁毒专业培训,为有丰富禁毒实务经验的专业人员走进校园搭建平台。第三,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承担社会责任。发挥报纸、杂志、影视等传媒,以及明星、大V等具有社会影响力主体的正向舆论导向作用,扩大禁毒宣传教育的影响力度。

 

      在内容方面,以新型毒品预防教育和“去标签化”教育为着力点。一方面,增强对新型毒品的甄别能力,加大对毒品危害的宣传教育。由于新型毒品品种繁多、伪装性强,让人难以识别,而且戒断症状相对缓慢,容易形成“危害小”“不会上瘾”的错误认知。将禁毒端口前移、增强毒品预防意识,重点在于普及毒品种类及辨别的知识,使青少年充分认识吸食毒品的严重危害。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去“标签化”行动。鼓励戒毒康复人员以“反毒大使”的正面身份走进校园、社区,现身说法开展禁毒宣传教育,不仅可以增强戒毒康复人员的自信心与责任感,而且对打破社会对吸毒者的固有观念、减轻歧视大有裨益。

 

      在形式方面,禁毒宣传教育要为青少年所接受、喜欢。第一,开展“接地气”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社交网站、微电影、微课、禁毒长跑等更契合青少年兴趣的宣传方式,使禁毒知识更能为青少年所接受。第二,融入地方风情与民族特色。开展山歌、说唱音乐、戏剧、小品、相声等丰富多彩的禁毒宣传活动,将当地的风土人情、地标建筑等穿插其中,使禁毒宣传更加契合地方特点,让禁毒知识真正入脑入心。

 

六、结论与讨论

      总结而言,本文提出两个主要看法:一方面是青少年的吸毒问题,并非简单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其形成过程俨然与多种社会因素的相互强化作用密切相关。无论是经济上的边缘化、社会政策的不足、家庭功能的长期缺位、学校乃至教育制度的排斥,还是毒品亚文化的诱惑、情感寄托或毒友圈子的影响,这些相互交织的“推力”“拉力”因素共同发挥作用,逐渐使青少年群体从主流社会中脱离,并继而嵌入毒品亚文化圈。另一方面,消解吸毒交互作用机制的当务之急,一应着力于充分开展多元治理,通过多元力量协力解决吸毒青少年群体所面临的社会排斥问题;二应着眼于通过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提高青少年对毒品的防范意识,增强对毒品亚文化的抵御能力。

 

      最后,透过这些资源禀赋薄弱的青少年们吸毒的行为表象,其背后折射出更深层的社会动因:在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剧烈冲击与震荡下,经济和社会资本匮乏的弱势群体逐渐被划入阶层结构的底层,阶层向上流动显得愈发困难。对于生活始终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吸毒者而言,对毒品亚文化圈子的需求显得颇为无奈:“没有毒品的生活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项”(Buchanan,2004:393)。审视青少年群体吸毒问题的消解机制,除了多方协力多元治理之外,还亟需以善治为目标构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提供托底保障,增加其社会资本量、构建社会关系保护网,并持续转变社会对吸毒群体的固有认知。抵御毒品等各类风险因素对弱势群体的侵袭,这必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参考文献


 

迪克·赫伯迪格.(2009). 亚文化:风格的意义. 陆道夫、胡疆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方贻儒(2003). 迷失的乐园——烟、酒、毒品成瘾行为案例.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韩丹(2017). 吸毒人群成瘾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以江苏为例.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韩庆龄(2018). 结构边缘与文化排斥:农村“老实人”光棍的社会形成机制. 青年研究,420(3):81-89.

 

李竞能(2004).现代西方人口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李强(2003). 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1:125-136.

 

廖龙辉(2001). 当前青少年吸毒行为现状及其成因的社会学分析. 青年探索,4:48-52.

 

林少真(2015). 制度排斥与社会接纳: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的困境与出路. 贵州社会科学,5:48-52.

 

刘柳、段慧娟(2018). 毒友圈与圈子亚文化:青年女性之吸毒生涯扩张期探析. 中国青年研究,1:11-17.

 

刘能、宋庆宇(2015). 吸毒人群增量的社会结构因素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9(4):96-102.

 

卢鹏、韩昀(2015). 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范式转换及权力的运作方式. 青年探索,2:58-67.

 

孟登迎(2008). “亚文化”概念形成史浅析. 外国文学,6:93-102.

 

陶东风、胡疆锋主编(2011). 亚文化读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嘉顺、林少真(2014).社会排斥与另类的生活空间:青年吸毒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东南学术,4:165-174

 

王君、买吾拉尼·买买提依明、阮玉华、刘敏生、顾媛、陈阳贵 (2006). 新疆乌鲁木齐市吸毒人群首次吸毒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3:125-127.

 

王玉香(2011). 青少年吸毒现象及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中国青年研究,12:24-27.

 

夏国美(2003). 社会学视野下的禁毒研究——青少年吸毒问题调查. 社会科学,10:65-74.

 

向德平、唐莉华(2006). 农村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排斥——以湖北农村的调查为例.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8(6):36-42.

 

新华社(2017). 联合国报告:全球2950万人吸毒成瘾.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6/23/c_1121199044.htm. 2019年2月1日访问.

 

杨庆堃(2007).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 范丽珠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曾群、魏雁滨(2004). 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学研究,3:11-20.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2017). 2016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 中国禁毒网:http://www.nncc626.com/2017-03/27/c_129519255.htm. 2019年4月12日访问.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2018). 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 中国禁毒报,6月25日,第002版.

 

钟莹(2010).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吸毒者与社会的“双向排斥”机制及解决策略.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5:157-161.

 

Bennett, T. (2000). Drugs and Crime: The Results of the Second Developmental Stage ofthe New-Adam Programme. Available at(Apr. 12, 2019): https://lemosandcrane.co.uk/resources/HO%20-%202nd%20stage%20NEW-ADAM.pdf.

 

Berghman, J. (1995). 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 Policy Context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Room, G. Ed. Beyond the Threshold: 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Social Exclus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uchanan, J. (2004). Missing Links? Problem Drug Use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Probation Journal Special Edition on Rethinking Drugs and Crime. Sage Publications, 4(51): 393.

 

Buchanan, J. & Young, L. (1995). Drug Relapse Prevention: Giving Users a Voice-AReport for Bootle Maritime City Challenge. Available at(Apr. 10,  2019): https://www.academia.edu/3495820/RESEARCH_REPORT_Drugs_Relapse_Prevention_Giving_users_a_voice.

 

Buchanan, J. & Young, L.(2000). The War on Drugs—A War on Drug Users?. Drugs: Education Prevention & Policy, 7(4): 409-422.

 

Burchardt, T., Grand, J. L. & Piachaud, D. (1999). Social Exclusion in Britain 1991-1995.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33(3): 227-244.

 

Burr, A. (1987). Chasing the Dragon: Heroin Misuse, Delinquency and Crime in the Context of South London.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7: 333-357.

 

Chin, K. L. & Zhang, S. X. (2007). The Chinese Connection: Cross-Border DrugTrafficking Between Myanmar and China. Final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Unpublished), 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Reference Service.

 

Christle, C. A., Jolivette, K. & Nelson, C. M.(2005). Breaking The School to Prison Pipeline: Identifying School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for Youth Delinquency.Exceptionality, 13(2): 69-88.

 

Cohen, A. (1955). Delinquent Boys: The Culture of Gang. New York: New York Free Press.

 

Figueroa, A., Altamirano, T. & Sulmont, D. (1995).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Peru. In Rodgers, G., Gore, C. & Figueiredo, J. B. Eds. Social Exclusion: Rhetoric, Reality and Response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Gordon, D. et al. (2000).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Britain. New York: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Kathryn Urberg, K. A., Luo, Q., Pilgrim, C. & Degirmencioglu, S. M.(2003). A Two-Stage Model of Peer Influence in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Individual and Relationship-Specific Differences in Susceptibility to Influence. Addictive Behaviors,28(7): 1243-1256.

 

Kendler, K. S., Gardner, C. O. & Prescott, C. A. (2003). Personality and the Experience of Environmental Adversity. Psychological Medicine, 33(7): 1193-1202.

 

Kreek, M. J., Nielsen, D. A., Butelman, E. R. & Laforge, K. S. (2005). Genetic Influences on Impulsivity, Risk Taking, Stress Responsivity and Vulnerability to Drug Abuse and Addiction. Nature Neuroscience, 8(11): 1450-1457.

 

Kronauer, M. (1998). Social Exclusion and `Underclass —New Concepts for the Analysis of Poverty. In Andreß, H. J. Ed. Empirical Poverty Research in a ComparativePerspective. Alershot: Ashgate.

 

Lenoir, R.(1974). Les Exclus: Un Francis Sux Dix. Paris: Seuil.

 

Littlewood, P. & Herkommer, S.(1999). Identifying Social Exclusion: Some Problems of Meaning. In Littlewood, P., Glorieux, I., Herkommer, S. & Jonsson, I. Eds. SocialExclusion in Europe: Problems and Paradigms.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Madanipour, A. (2005). Social Exclusion and Space. 载于海主编《城市社会学文选》.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Odgers, C. L., Caspi, A., Russell, M. A. , Sampson, R. J., Arseneault, L. & Moffitt, T. E. (2012). Supportive Parenting Mediates Neighborhood 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in Childrens Antisocial Behavior From Ages 5 to 12. Development andPsychopathology, 24(3): 705-721.

 

Ornelas, I. J. & Perreira, K. M.(2011). The Role of Mig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Latino Immigrant Parents in the USA.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73(8): 1169-1177.

 

Percy-Smith, J. (2000). Introduction: The Contours of Social Exclusion. In Percy-Smith, J. Ed. Policy Responses to Social Exclusion: Towards Inclusio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Preble, E. & Casey, J. J. (1969). Taking Care of Business—The Heroin User's Life on the Stre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Addictions, 4(1): 1-24.

 

Ramo, D. E., Grov, C., Delucchi, K., Kelly, B. C. & Parsons, J. T. (2010). Typology of Club Drug Use Among Young Adults Recruited Using Time-Space Sampling.Drug & Alcohol Dependence, 107(2-3): 119-127.

 

Richardson, L. & Grand, J. L. (2002). Outsider and Insider Expertise: The Response of Residents of Deprived Neighbourhoods to an Academic Definition of Social Exclusion.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36(5): 496-515.

 

Saechao, F., Sharrock, S., Reicherter, D., Livingston, J. D., Aylward, A.,Whisnant, J., Koopman, C. & Kohli, S. (2012). Stressors and Barriers to Using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mong Diverse Groups of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Journal, 48(1): 98-106.

 

Sandage, S. A. & Chudacoff, H. P. (2000). The Age of the Bachelor: Creating an American Subcultur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7(2): 684-685.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2012). World Drug Report 2012. Available at(Apr. 12, 2019):https://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WDR-2012.html.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2018a). World Drug Report 2018 Drugs andAge Drugs and Associated Issues among Young People and Older People. Available at(Apr. 12, 2019): https://www.unodc.org/wdr2018.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2018b). World Drug Report 2018 ExecutiveSummary Conclus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Available at(Apr. 12, 2019): https://www.unodc.org/wdr2018.

 

 

 

【文章来源】 《公共行政评论》2019年第2期 

Tags: 本文暂无Tags!

网友评论 已有 0 条评论,查看更多评论»

评论内容:
验证码: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Copyright © 2013-2015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 All Rights Reserved
Center of Crisis Management Research. CC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