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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郅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

发布时间: 2019-05-08 19:16:47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我要评论()

 编者按:近日,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兼职人员王郅强教授在《学海》发表文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文章以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构建为主线,回顾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历程,总结了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强调用科学理性思维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全文内容如下:

 

文章摘要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


王郅强


【摘要】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推进激发了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需求,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提供了历史发展机遇。本文以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构建为主线,回顾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历程,总结了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强调用科学理性思维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在构建中,要注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思路对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要始终立足于中国公共管理实际,在汲取整个人类历史上公共管理优秀理论和文化基础上,不断探索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之道,从研究指向、核心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推动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向前发展。 

 

引言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到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 :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越来越多的公共实践问题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需要在理论上做出积极回应,实践上做出改革和创新。“相较于其他学科,公共管理学更有优势来 反映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公共管理学科是研究政府及相关公共部门为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发展目标,制定公共政策和实施综合管理行为的学科群的总和。”清华大学薛澜教授认为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主题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我们公共管理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推动公共管理服务于这两个宏伟目标。”然而,当代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严格来讲源于西方文化,“水土不服”的现象导致对中国现实情况和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解释力有限。因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服务,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必须面对的首要任务和时代命题。为此,本文从理论和实际出发,以公共管理学科构建为主线,回顾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历程,总结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用科学的理性思维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来指引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01 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并非发源于本土,而是建立在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相较于西方公共管理学的历史演进,中国公共管理学更多的是沿着学科教育的路径,基于人才培养目标而非基于服务公共管理实践需求而发展起来的。 

 

    (一)20世纪80年代之前:发端与撤销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国内学者翻译和引进了大量国外的行政学著作,而最早一批行政学成果出现于20世纪30 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一批高校陆续开展了行政学相关的研究和教育,但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行政学学科被撤销。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外公共管理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公共部门或政府部门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改革浪潮,一方面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的实践模式,另一方面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的理论形态和知识体系。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推进刺激了政府对公共管理知识的需求。1979 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补课”的要求,为行政学学科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相继恢复和重建为行政学的发展提供了相关学科支撑。同时,伴随着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也需要积累和学习更多的关于行政体制运行方面的知识,现实需求急迫性与已有知识供给不足的矛盾变得日益凸显。

 

    (二)20世纪80年代: 重建与积淀 

 

      1982 年,夏书章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的文章, 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重建公共行政学的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 学、吉林大学等一批高校相继开设了行政学相关课程和专题讲座。1984 年,全国“行政科学研讨 会”提出行政学应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1986 年,行政学成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 科。在专业设置上,国内多所重点综合性大学在政治学学科的基础上陆续设立了行政学或者行政 管理的本科和研究生专业和方向。比如,武汉大学、兰州大学和郑州大学等高校开始设置行政管理专业教育,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等高校设立 了行政管理本科生和研究生专业或方向。在机构设置上,1986 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行政管理研究所,成为系所合一的教学与科研单位。随后,一些高校陆续成立了“行政管理系”和“政治学和行政学系”。1988 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助推了行政管理学科的快速成长。《中国行政管 理》杂志的发行和出版也极大地拓宽了学科的影响范围。至此,中国公共管理已经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上初具规模。

 

    (三)20世纪90年代之后: 突破与壮大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党的“十 四大”确定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基本方针,政府需要转变职能来适应经济体制的调整,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迎来了腾飞式的发展机遇,标志着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开始进入到突破和壮大阶段。1994 年,国家行政学院成立, 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建立行政学院,致力于对中高层领导干部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的培养,成为行政管理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因素。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明确将管理学分为包括公共管理在内的 5 个一级学科,行政学或行政管理正式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而行政管理作为较早设置的专业,成为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属的五个二级学科中位列首位的专业。1998 年以后,国内许 多高校陆续获得行政管理博士学位授权点,并开始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这也标志着公共管理学科具有了从本科 - 硕士 - 博士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1999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试办公共管理专业硕士( MPA) ,这对推动我国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对公共管理实践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起到重要创新和推动作用。 

 

02 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成就

      一般来说,衡量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往往具有三个标志: 一是学科是否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边界; 二是学科是否形成了比较规范和系统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三是学科是否形成了自为的知识共同体,即具备了专门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和人才培养机制等。从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成效总结来看,大致归纳如下: 

 

    (一)学科群逐步形成和壮大

 

      从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发展情况来看,1998 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成为首批获得行政学博士授予权单位。中国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公布的信息显示, 2004 年和2009 年的学科评估中,全国公共管理学科具有 “博士一级”授权的单位分别有 8 个和 13 个。 2012 年的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全国公共管理学科 具有“博士一级”授权的高校增加至 35 所,而在 2016 年的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这一数量则达到了 43 所。截至 2018 年 3 月,全国公共管理学科“博士一级”授权达到了 48 所( 见表 1) 。拥有“博士 一级”授权点的高校持续增多,表明公共管理学科群逐步形成并处于不断壮大的发展过程。


      回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历程,自1997 年建立至今,成立时间虽不长,但是一流学科建设取得显著效果。从 2018 年上海软科的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来看,公共管理学科排名有三所中国内地大学上榜。表 2 统计了三所高校公共管理一流学 科的排名情况( 见表 2) ,其中,清华大学处于全球 76 - 100 排名段,位列中国内地第一名; 另外两所学校为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山大学,排名段分别为 101 -150 和 151 -200,分别位列中国内地第二名和第三名。 

从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来看,公共管理学科有146 个学位授予单位自愿申请参评。其中,博 士授予权学科 37 个,参评率 86%; 硕士授权学科 109 个,参评率 61.6%,包括了大多数一流学科高校。学科评估明确要求从“师资队伍与资源”“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与学科 声誉”等四个一级指标按照权重计算,这对客观了解学科自身优势和不足,研究本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把握学科发展态势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有利于为科学制定学科未来发展规划、加强和改进学科内涵建设提供依据,从而促进公共管理学科群健康发展。


 

    (二)项目推动科研力度增强 

 

      作为学科知识体系形成的重要载体,科研项目可以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良好的资金支持和学术支撑,出现了“以项目带动科研,以项目促进人才培养,以项目引导团队形成”等有效形式,公共管理学科得以快速发展,其活跃度和学术影响度也逐渐提升。 

 

      在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 管理学门类) 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数量是评价一个学科发展现状的重要指标。本文统计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设立以来与公共管理学科相关的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的数量。结果发现,无论是从项目总数还是从项目类别的角度,公共管理学科项目数量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其中, 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339 项,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共有3511项,青年项目1001 项,西部项目490 项,公共管理学科相关主体的研究项目粗略统计约有 360 项,立项数量达到历年最大值,这表明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与此相同的是,本文通过对1999 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进行统计,发现公共管理学科相关的项目也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其中,2018 年管理学部资助项目1890 项,公共管理学科相关项目 272 项,所占比重为 14.39%,表明公共管理学科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获得项目资助的力度不断增大,而且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相当的分量,且资助力度和学科视野进一步扩大。 

 

      另外,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情况来看( 2003 - 2018) ,项目总量整体呈现递增趋势。在最新公布的 2018 年立项通知中,合计立项数量为55 项,公共管理学科相关项目达到 18 项,项目数量达到历年最大值。这有助于高校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充分把握学科前沿问题,从而开展系统性和创新性研究,对于学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三)学术研究成果丰硕 

 

      首先,公共管理学术期刊论文成果不断涌现, 且进入到从“数量扩张”到“内涵质量提升”阶段。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布的《2017 年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公共管理学科期刊排行榜》显示,近5 年来发文数量排名前18 的期刊中,最多的三种期刊分别为《中国行政管理》《南京社会科学》和《河南社会科学》,年均发文总量超过 250 篇。不过 18 类期刊中,除《公共行政评论》期刊历年发文数量 呈现增长趋势之外,《行政论坛》《公共管理学报》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等期刊历年的发文数量较为稳定,而剩余期刊的发文数量呈现出历年递减的趋势。这种变化同时也体现出公共管理学术论文发表从“门槛较低”到“专 业化提升”的发展态势。 

 

      其次,权威期刊公共管理学科论文的数量增多,说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公共管理问题。本文选取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于2018 年 11 月发布的《中国人文社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报 告( 2018 年) 》相关领域的期刊进行考察。选取该报告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和综合社会科学等大类中六份权威期刊分析,结果发现《政 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管理世界》和《经济研 究》等期刊上的公共管理学科发文量上升明显,且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两本期刊上的公共管理学科的发文量也有上升态势。 

 

      最后,学科著作出版方面成果不俗。自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行政学的理论与实际》和《行政学原理》两本著作以来,中国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教材和专著成果不断丰富。其中,在数量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公共管理学科相关教材、专著或译著数量和影响力应该是最大的。从典型成果来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夏书章教授主编的《行政管理学》 教材已经更新至第六版,该教材对后续教材的形成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振明教授主编的《公共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 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等教材均更新至第二版。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容易被大众接受,也越容易成为经典。 优质教材的铸就为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引导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走向成熟。 

综上,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存在,公共管理学科逐渐具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边界,形成了比较规范和系统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四)师资队伍逐渐加强 


      经过 20 年学科发展,在高校、科研院所、行政学院系统和党校系统、智库等单位,公共管理学科逐步形成了结构合理的老中青学术梯队,杰出人才不断涌现。1998 年,教育部和李嘉诚基金会共同启动和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来,经过 20 年的发展,“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数次调整奖励力度和奖励范围,努力为优秀人才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也为高校培养和集聚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科领军人才。从 2005年至今,公共管理学科“长江学者”数量逐年增加( 见图 1) 。


      公共管理学科师资队伍建设水平具体反映在师资队伍评估指标方面。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学科分析报告中的数据指标表明( 见表 3) , A + 档高校中青年教师占比为 50.7%,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比为 95.6%,具有正高级和副高级职称的 教师占比分别为50.5%和 38.7%,具有海外经历和外籍教师占比分别为 78.8% 和 4.1%,逐步形成了高水平、国际化、有影响的专职教师队伍, A + 档高校的骨干教师平均年龄为 50 岁。同样,在 A 档高校和 A - 档高校的专任教师师资职称队伍结构也较为合理,形成老中青有机结合、后劲强劲的教学科研梯队。


 

    (五)新型智库助力学科发展

 

      1999 年以来教育部在全国 66 所高校相继设 立 151 所人文社科类重点研究基地( 科研院所) , 其中涉及公共管理范畴类的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等。这些研究基地凝聚了大量专业人才,推出了大量研究成果。2013 年4 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 型智库”的目标,将智库的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要组成内容。经统计,中国智库索引 ( CTTI) 来源智库目录( 2017 - 2018) ,涉及公共管理学科的智库共有161 所。 其中党政部门智库有 15 所,社科院智库有 35 所,党政行政学院智库有 31 所,高校智库有 72 所,科研院所智库和社会智库分别为 3 所和 5 所,高校智库数量位列所有智库数量第一位( 见图 2) 。 


      中国高校公共管理学科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可以延伸和拓展学科建设所创造的思想与知识、科技与人才的“价值链”,实现学科理论成果和实验成果的“外溢”,创造更广阔的服务社会的通道和空间,彰显智库建设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反过来,这种社会效应的彰显也能够给中国公共管理的学科建设提供更多的外部平台和发展资源,实现高校和社会互动合作,促使公共管理学科向前发展。

 

    (六)学术学位教育走向成熟

 

      1986 年 9 月 17 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的黄达强教授创办了国内第一个行政管理研究所,开创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人才培养体系,并于 1990 年获得行政管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于 1999 年开始招收和培养行政管理学博士研究生,开创了行政管理学研究生培养先河。行政管理学本科、硕士和博士专业的相继成立,意味着我国行政管理学术学位教育体系开始成形。

 

      短短 20 年发展,公共管理学术学位教育走向成熟。2018 年公共管理学科新增 8 个一级学科 博士点和 4 个原有二级博士点为一级学科博士点,共计新增 12 个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的数量达到 48 个; 新增 28 个一级公共管理学科硕士点和 13 个原有二级硕士点新增为一级学科硕士点,共计新增 41 个 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 士点的数量达到 170 余个。随着本科、硕士和博士一体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体系的逐渐形成,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迎来新的契机,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支撑,体现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更有利于实现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对接。

 

    (七)专业学位教育成绩斐然 

 

      1999 年 5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我国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等 24 所高校成为首批 MPA 培养试点单位。院校规模方面,全国集中进行了 7 个批次的新增授权,第一批至第七批共新增 232 个培养单位,其他批次共新增 7 个培养单位。图 3 报告了 2001 - 2018 年全国 MPA 培养单位发展情况。2001 年,全国仅有 24 所 MPA 试办院校。随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培养院校的数量不断增加: 2003 年,新增第二批 23 所; 2005 年,新增第三批 36 所( 37 个培养单位) ; 2007 年,新增第四批 17 所( 18 个培养单位) ; 2010年,新增第五批 46 所; 2012 年,特批 1 所 MPA 培养院校(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 2014 年,新增第六批76 所;2016 年动态调整增列 3 所; 2018 年新增第七批 8 所,动态调整增列 3 所。截至 2018 年 12 月,全国共有 237 所 院校, 239 个培养单位。

 

      招生规模方面,《中国 MPA 教育发展报告 ( 2011 - 2016) 》显示,截止到 2016 年 8 月,全国共计录取单证 MPA 学生 10.8 万名、双证 MPA 学生 5.1 万名,录取的单双证 MPA 学生总人数达到 16 万人,其中 99597 人被授予 MPA 专业学位。 MPA 专业学位教育设立的最初目的是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公务员队伍。在近二十年的发展进程中, MPA 教育首先为公务员队伍能力建设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指定了方向; 其次凝聚了优秀的师资,分批次成立了公共管理教育机构,为我国公共管理学位教育 提供了师资和机构保障; 最后推进了公共管理领域的科研工作,形成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


 

03 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

      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层面、政治层面、制度层面、生态层面以及社会层面的差异形成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独特属性和发展轨迹。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 年里,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从萌芽到建立,再到迅速突破和壮大,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效。这些成效的背后,来自公共管理学界的理论自觉和创新推动,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出发,汲取整个人类历史上公共管理优秀的理论和文化,不断探索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之道, 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为此,本文尝试从研究指向核心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去发现和归纳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的自身发展逻辑。 ( 见图 4)


 

    (一)研究指向: 探索“中国答案” 

 

      郑永年教授从具体的政策层面来谈论“中国模式”,也可以叫中国政策模式,可以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等各个不同领域来透视中国模式。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既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我国的国情,又反映了其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公共管理问题逐步被国际学术界所认识和了解,比如“农民工”“户口”“人 口红利”“性别红利”“二孩政策”等涉及公共政策领域、公共组织领域和社会治理领域的问题,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学术研究热点,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比如,1978 年以来,中国应急管理体制变迁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从 2003 年开始的“一案三制”到 2018 年中国应急管理部的成 立,为了解决应急管理领域的问题,中国应急管理体制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为探索应急管理的“中国答案”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领导人通过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而贡献的“中国答案”。早在 2017 年达沃斯年会开幕式上,面对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就给出了中国答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享共赢。 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 下,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与世界对接,加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治理问题,而国外研究成果难以构成有效的解释框架。因此,探索 “中国答案”对于国外研究也有借鉴意义。 

 

    (二)核心理论: 形成“中国理论” 

 

      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越来越多的公共治理问题需要我们基于中国情景去构建核心理论。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诸多学者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财政分权等传统的理论视角进行阐释,但难以构成完整的“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解释框架, 基于国外理论成果,许多学者分析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模式———“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的性质与特征,尝试从我国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了能够解释“中国问题”的“中国理论”框架。 

 

      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建构首先在于学科是研究公共管理的生产,研究要切入公共管理内部的深层次结构和微观过程,而不是停留于文本叙事或者外围数据; 其次在于要有完整的公共管理学科的基本话语框架和理论体系,由此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 作为与制度变革和现实变革关联密切的学科,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只有建构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才能持续推动转型期公共管理现实问题的需求。为此,这要求一方面系统挖掘公共管理规律,构建符合实际的科学规范理论制度; 另 一方面,及时跟踪制度和政策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寻求克服制度缺陷的合理路径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办法。

 

    (三)研究范式: 达成“中国共识” 

 

      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 新公共管理的“新”,是针对作为公共行政分支学科的特定时期的“公共管理”而言的,而并不是针对传统公 共行政而为公共管理所做的全称式总括。新公共管理为促使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更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利益的多元化公共事务治理模式。 我们学习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模式,但是我们并不是西方知识的“搬运工” 或者“贩卖者”,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必须建立自己具有价值和共识的研究范式。 

 

      公共管理学科具有研究领域广泛的特点,然而在不同内容、范围和程度上具有共同目标。公共管理学科形成学术共同体有着广泛的前景: 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旨在构建以同一价值指导,贯穿公共管理实践的统一知识体系。为此,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存在个体性、社会性、交互性等因素相互影响,寻找共通共识层面的合作面向,在不同内容、范围和程度上分享着相同或相似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是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目的所在。 

 

    (四) 研究方法: 产生“方法体系”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个阶段是 1982 年至 1995 年,公共管理学科处于恢复和重建阶段,研究者主要借鉴国外公共管理理论,采用演绎研究和理论研究。第二阶段是 1996 至 2005 年,研究者反思我国公共管理 研究方法后,通过定量研究方法进行描述性分析。 第三阶段是 2006 年至今,公共管理学者逐渐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对公共管理研究的量化和评估方面,研究方法向多元化发展。通常,公共管理研究 方法体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第一层次为方法论; 第二层次为一般方法论; 第三层次为具体方法论。对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方法论的认识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但是,应当明确的是,尽管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产生了众多方法,定量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实践,但是基于中国场景的理论提炼和方法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应当实现对方法论的科学认知和协调发展,充分认识到公共管理学科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方法论。

 

04 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的展望

      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界再次对公共管理学科的未来走向问题进行思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将公共管理定位于跨学科和应用型学科,其理论创新和知识再生产能力应该有与之相契合的要求和评价标准。 从本土的实践摸索出发,立足于实践,从 理论建构上加强规范的研究方法,将中国经验上升到形而上的理论范式。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产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需要公共管理学科进行阐释和回应,这意味着公共管理学科再次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展望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的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整合基于中国场景的理论提炼和方法创新 

 

      公共管理学科从实践到理论的提炼是学科发展体系建设必经的过程。中国公共管理学科需要根据我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观照,选择更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进行研究,以推动基于中国场景的公共管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方法创新,促使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与迅速变化着的实践要求相适应,坚持在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实现“本土化”,厘清公共管理学科本土化的理论基础、逻辑起点、基本范畴及其基本规律,不断发现“真问题”,做“真研究” ; 面对“新挑战”,作出“新回应” ; 理论研究与公共实践同步推进,理论研究成果与国际接轨,研究问题 立足社会现实需要,回应和引导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未来,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应从社会共同体出 发,围绕社会美好共同生活目的进行公共管理知识体系设计,研究方法需要“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跳出现有的知识框架,站在宏观的视野中,探索社会成员间的共同体责任和共同发展的义务,对未来社会进行规划和描绘。对于真正的学术问题,以规范的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进行分析阐释,在社会科学方法交融中快速推进,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接下来不断探索的方向。 

 

    (二) 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包容协调的知识体系 

 

      中国社会经济经历着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催生出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和多样化的社会利益,而高度扩张的利益诉求和快速分化的社会阶层,带来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使得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相互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样态”。国家权 力、行政权力、公民权利、社会组织权利的界限变得不那么“清晰”,各种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不断博弈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公共领域的秩序状态,在国家、社会、组织、公民之间的互动中,把握公共管理领域的自由与秩序的平衡,促进塑造平衡互动的治理秩序。公共管理学科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和历史传统,以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为导向,在治理秩序的互动平衡中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包容协调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方法体系,探索“中国答案”,解决“中国问题” ; 借鉴国外研究理论和基于中国实际产生“中国理论” ; 打破权力和权利界限隔阂,达成“中国共识”,逐步构建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 

 

    (三)发展具备国际视野和跻身学术前沿的知识体系 

 

      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不仅仅应该立足本土,挖掘传统,还应当展望世界,发展具备国际视野和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的知识体系。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中国社会科学正在积极介入国际学术界,寻求其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的“国际化”。 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条件, 但是国际视野的形成并非自发形成,而需要学术界有意识的构建,这就要求公共管理学者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吸纳来自国内外各学科的新理论和新思想,跻身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前沿,以学科视角和问题导向去关注和解释全球热点现象,从而促使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国际视野不断得到拓展。

 

    (四)推动知识体系的战略构造与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相吻合 

 

      随着国际间合作的多边化、社会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化,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民等多元主体均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协调、规范和治理等过程中,公共管理学科进入了战略规划持续发展时期,其研究的重点在于如何在公共管理领域多元主体之间建立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与国家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相一致,其知识体系的战略构造需要与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相吻合,需要聚焦于研究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治理空间以及各主体之间相互嵌入的关系。 

 

    (五)实现知识体系的战略构造与公众参与的现代治理有机结合 

 

      构筑激励机制去驱动政府改革实践,实现民主与效率、责任与公平等价值维度的融合与平衡, 而且需要注重公众的价值需求在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中的主导地位。政府只是实现美好社会的一个重要力量而不是全部力量,是体现公共行政公共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而社会公众是推动美好社会构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未来发展不能忽略公众在民主治理中的必要角色,而应当积极创造公众参与现代治理的机遇,并将公众参与作为公共管理知识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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