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魏玖长教授为吕孝礼副教授英文专著《危机中的不确定性管理：探索组织制度化对其意义建构的影响》撰写的书评发表在最新一期《公共管理评论上》，全文如下。
魏玖长 (2017). "组织的制度化如何影响组织对危机事件的意义建构——评<管理危机不确定性>." 公共管理评论 3: 111-117.
组织的制度化如何影响组织对危机事件的意义建构
——评《应对危机的不确定性》
The Influence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n the Organizational Sensemaking in Crises – Review of Managing Uncertainty in Crisis
摘要：危机应对策略选择作为危机管理的重要研究领域一直备受关注，中国危机管理学界的优秀青年学者吕孝礼博士在组织意义建构理论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运用过程追踪和比较研究方法，以美国四类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性为理论验证来源，提出了制度化的危机意义建构理论，来探讨组织的制度化水平是否对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有影响，以及制度化是如何作用于组织在危机应对的决策过程中等问题。研究发现，不论是高制度化水平的组织还是低制度化水平的组织，在危机发生的初始阶段都倾向于选择依据规制的应对策略。且在高制度化的组织中，即使这种选择在后期被证明是失败的，在后期策略转变中也依旧具有延续性。危机发生所造成的情势突变并非会引发意义建构的转换，但可以和组织的制度化水平共同影响组织应对策略的转换。总体来说，本书研究基础扎实，时效新颖，对于危机管理的制度化思考与危机应对策略选择的之间关系研究有着突出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制度化；危机中的不确定性；危机应对策略
Abstract
Crisis response strategy is a robust research issue in the field of crisis management. Dr. Xiaoli Lu, an excellent young Chinese scholar in this area, has developed a new institutionalized sense-making model in crisis situation based on combining organizational sense-making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To empirically validate this model, process tracing technique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are utilized to analyze four types of American organizations’ response to crisis uncertainties. The new model aim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of an organization affect its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crisis uncertainty, and how institutionalization influenc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he organization when coping with crisi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both high-institutionalized-organizations and low-institutionalized-organizations tend to choose rule-based response strategi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a crisis. Moreover, high-institutionalized-organizations usually persist in their selected strategies in the latter phase even if the focal strategy were proved to be a failure. The situation mutations caused by crisis don’t necessarily lead to a change in organization’s sensemaking, but they can interact with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jointly impact the organization’s response strategy transition. Overall, this book has solid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carries novel and timely ideas of crisis management. It enlightens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thinking in crisis management and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in crisis response strategy.
Keywords：Institutionalized； uncertain of crisis；crisis response strategy
不确定性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公共危机事件的产生与发展。为此，对危机中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与管控是危机管理研究领域的关键主题之一。不确定性几乎存在于自然、社会、经济等所有类型的危机事件中，从危机形成原因的不确定到利益相关者的不确定再到危机影响范围及最终结果的不确定。不确定性问题与危机管理制度与现代政治和社会制度相结合，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应对危机中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危机管理者无法绕开的重要议题。在不同的危机情境下，危机管理者应对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也有所差异，比如将不确定性视为理所当然而拒绝采取任何应对策略的“不作为”，依据现有的规则和程序或者根据历史经验应对危机中的不确定性，寻求专家或专业机构提供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案等。为什么危机管理者在应对危机中的不确定性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不同，除了管理者特征、组织结构、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策略选择之外，是否还存在更值得研究的因素影响应对不确定的策略选择值得我们思考。吕孝礼博士的著作《应对危机中的不确定性》通过理论创新、缜密且精彩的实证分析打开了危机管理领域关于这两个疑问的“黑匣子”。作者指出，“制度化水平对危机应对策略选择的影响贯穿于危机管理的整个过程”。
该著作通过结合两个重要理论（组织意义建构理论、制度理论）形成了新的制度意义建构理论框架，选取四个案例进行应用，验证了制度化水平对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策略选择的重要性。可以说，该著作架起了制度思维与危机管理理论之间的桥梁，为危机管理带来了跨理论研究的视角。从现实来看，该著作为危机管理者打开了“黑匣子”，认识到策略选择背后的制度化产生作用的动力机制，为更好地应对危机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和路径选择。
一 新理论的探索：对制度化角色与作用的再认识
作者开篇就明确提出了上述两个重要研究问题，阐明本著作将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研究内容安排。在回答研究问题之前，本书首先对危机中的不确定性进行了清晰的论证。以自然决策理论提出的RAWFs模型、疏散决策模型，组织行动中的决策分类作为主要理论来源，作者详细对各理论中不确定性的分类进行梳理。作者指出各理论虽然对差异化的不确定性提出了不同的策略选择，但并没有解释为何个体或者组织在面临危机的不确定性时存在策略选择的差异。由此进一步延伸与此相关的理论解释，从微观（个体）—中观（组织）—宏观（外部环境）三个层次对早期学者关于应对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作者认为只是从单个层次去分析显然不足以全面解释应对策略的选择行为，而意义建构理论和制度理论则跨越了不同层次，聚焦于对组织内部和组织间关系的有机整合对策略选择的作用机制。将两大理论相结合，作者提出了解答本书核心问题的理论模型——制度化意义建构模型（见图1）。
图1制度化意义建构模型
制度化意义建构模型将应对策略分为基于规制（rule-based）的应对策略和临机（specific-based）决策、半规制（semi-rule）的应对策略、不行动（no action）策略四大类，并提出组织对危机中不确定性的应对策略选择就是组织意义建构的过程，进而解释制度化在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制度化既可以使组织准确感知不确定性的障碍，也可以帮助组织在意义建构过程中找到突破口。在对模型进行理论讨论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假设：①制度化程度高的组织倾向于在现有的组织框架和程序内对危机事件的不确定性的采取行动；②制度化程度低的组织不会依据现有的组织框架和程序采取应对策略，而是为进行的行为重新构建一个解释框架。
在提出制度化意义建构理论和相关假设后，本书用了一整章的篇幅对新理论进行解释并对模型中每个变量的内涵及测量作了具体的说明。对研究对象的选取也是决定能否解决研究问题的关键之一，这即包括对组织机构的选取也包括对危机事件的选取。作者根据内部制度化和外部制度化两个维度制度化水平的分类，在收集了大量危机事件和涉事组织的数据之后，选取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组织来验证提出的理论假设（见图2）。
图2基于制度化水平分类的案例选取分布图
二 实证分析与比较：制度化意识建构理论的运用
作者在实证研究部分用四个章节对选取的四个案例进行分析和比较，最后的研究结果显示制度化水平能够影响组织在应对危机中的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但两者的相互关系与理论假设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作者对制度化意义建构模型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模型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在危机发生的初始阶段，不论是制度化水平低的组织还是制度化水平高的组织，在面临危机不确定性时，都倾向于选择基于已有组织规制的应对策略。即使是处于去制度化过程的组织，也会寻求过去的规制和长期形成的程序去进行应对行为。
第二，当组织的应对策略不能很好地解决不确定性问题时，这种失败对制度化水平不同的组织在后期意识建构的选择会产生三种直接效应：①制度化水平低的组织的意识建构过程依旧会基于已有的组织规制，即使这样的规制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②高制度化水平的组织在经历了临机决策行为失败后，依旧会延续之前的应对策略。这类组织依靠集中的组织能力来排除外界对其采取行动的干扰，并且坚持对危机中的不确定性愿意多次尝试，即使是错误的。③在高度制度化的组织内部，如果存在不同下属机构对不确定性的对立认知，会形成组织内部的紧张局面。正如韦克（Weick）所提出的，在高度制度化组织内受不可侵犯心态的影响，很难容忍偏离组织程序的行为。
第三，意义建构环节的不连续性会引起意识建构策略选择的改变，但这些不连续性不直接对改变产生影响，而是需要与组织的制度化水平相互作用，共同促进意识建构策略选择的转变。
第四，在组织决定是否按照制度程序进行应对行为时，一些制度因素的作用特别突出。能力集中的组织有助于组织在面对危机时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即使危机对其外部制度合法性产生了质疑。而对于处于去制度化进程中的组织来说，组织过去的制度化程序和工作经验影响了组织对眼前危机不确定性的应对行为选择。
第五，利益相关者在多大程度上对组织行为产生干扰同样也取决于组织的制度化水平。在危机从发生到结束的时间段内，低制度化水平的组织受利益相关者和政府部门的干扰时间会比高制度化水平的组织来得更早，但在策略选择中会折中的选择半规制策略。当然作者也指出，持续的应对策略的失败也不可避免的会引起政府部门对组织应对行为的干涉。
第六，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鲍因（Boin）提出的“临机决策悖论”，即组织对危机不确定性的应对行为源于组织内部已有的制度化模式，但这些模式从来不是为当前的危机而设计的。在危机发生的初始阶段，四个案例的组织应对策略选择与该悖论相吻合。在高制度化水平的组织中，领导者倾向于选择基于规制的策略来应对危机中的不确定性，即使组织的实施者要求用临机决策来应对不确定性。而在低制度化水平的组织中，即使运用常规的应对策略失败，领导者依然会尝试保持规制内的应对行为。应对行为的实施者可能会选择临机决策，但这种决策行为很容易由于缺乏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和较弱的组织能力而最终失败。
三 研究局限性的探讨
没有任何一部著作是完美的，作者的研究成果在丰富危机管理理论、为危机管理者应对不确定提供政策建议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作者本人在著作的结尾处也表述了研究存在的不足。第一，新理论的提出与形成，仅仅用四个案例来验证显然是不够的，其准确性和科学性还需要更丰富的案例以及基于数据的定量分析。第二，作者没有对危机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在不同阶段，制度化水平对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可能也有所不同。第三，作者也指出危机性质的不同对危机应对的意义建构具有影响，自然灾害危机与人为危机对组织意义建构过程的影响可能也是不同的。未来需要在同性质危机情境下，展开制度化对危机应对策略选择的深入研究。第四，根据Weick的组织意义建构理论，意义建构过程是组织通过自我感知外部环境与内部关系来开展活动，这类活动更多的是一种感知的过程。作者是通过直接的应对行动来代表意义建构的过程，与组织意义建构理论存在一定的矛盾。未来可以尝试收集更多的资料进一步研究意义建构过程是否在现实中可以测量，制度化是否对不同感知阶段有影响。
四 总结与启示
全球化进程在促进世界发展的同时，助推了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危机的蔓延。而传统治理机制在解决全球危机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却屡屡失灵，重要原因之一是传统治理机制不适用于一些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即治理工具与治理问题不匹配。在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其治理工具的策略选择包含着行为主体本身所固有的制度逻辑。因此不论是我国危机管理还是全球危机管理中的应对策略选择问题在该著作中大都可以找到相似的对照和答案。虽然我国与美国的危机管理发展道路有所不同，但四类美国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过程所经历的决策、挫折与转变，可以为当下我国政府危机管理制度的完善带来反思与启发。在社会技术系统以及我们生活的制度越来越复杂的全球背景下，吕孝礼博士对组织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研究可以说是很及时也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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