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清华大学公管学院长聘副教授、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吕孝礼在《公共管理评论》发表了题为《公共危机管理领域的田野工作: 灾害冲击下的具身体验、参与互动和深化理解》的文章。这篇文章也是来源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于2021年10月组织了“多学科视野中的田野工作”讨论会。与会学者来自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法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学者们共同聚焦于治理研究中的田野工作，各自对田野工作之意义又有着不同的理解。
以下为全文内容。
公共危机管理领域的田野工作: 灾害冲击下的具身体验、参与互动和深化理解 吕孝礼 【引文参考】吕孝礼.2022.公共危机管理领域的田野工作:灾害冲击下的具身体验、参与互动和深化理解[J]. 公共管理评论,4(3):网络首发 摘 要：社会科学研究在持续反思研究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其原因之一是研究者缺少对实践的深入田野观察,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本文倡导重拾田野工作传统,在田野和实践参与中深入理解危机带来的冲击。笔者以自身研究经历为例将田野工作划分为触摸、深化、聚焦、延展等阶段,主要发现有:对政策领域了解的深度决定了精英访谈的深度;研究者需要争取和把握关键的观察机会;研究者需要策略性地选择长期跟踪田野点和数据采集手段;有设计的闭门会议是研究者建立在社交网络基础上的田野工作的延展。最后,本文建议研究者应正视田野工作的优势,同时注意对现象理解的渐进性和“极限”。 关键词：田野工作;危机管理;访谈;理解;同辈压力;闭门会议 一、回望并致敬拥抱 管理实践的时代 很长一段时间,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在持续反思研究为何变得越来越“经院化”,越来越注重抽象的理论建构,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社会现实”(Loaeza et al. ,2005)①。这在管理学领域更具体地表现为,近二三十年来研究与实践严重脱节,实践连带性大幅退步(Bennis and O'Toole,2005; Cummings, 2007; 曹祖毅等, 2018; Harley and Fleming,2021)。很大一批管理学研究者不再像梅奥教授一样走进霍桑工厂②开展田野研究,不是在扎实的田野观察中提炼研究问题③,而是更注重追求理论和方法的严谨性,并形成了相对自锁的学术共同体④。公共管理领域从诞生开始就遭受来自实践者的质疑,这些质疑主要集中在其不能回应重大实践需求(Waldo, 1968)。在危机管理领域,资深研究者对研究过于“ 学院派” 的批评也从未停止( Ismail-Zadeh et al. ,2017)。 ①信息可参见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院网站:Philip C. C. Huang. [ 2022-04-15]. The Social Sciences of Practice[EB/ OL]. https:/ / en. lishiyushehui. cn / book / category / 44. ②霍桑实验及人际关系学派历史简介可参见哈佛商学院贝克图书馆的历史收藏: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22-01-14]. The Human Relations Movement: Business School and the Hawthorne Experiments (1924—1933)[EB/ OL]. https:/ / www. library. hbs. edu / hc / hawthorne / intro. html#i. ③仍坚持开展田野工作的管理学研究者依然较少,比如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 John Van Maanen 教授及其同事,活跃在波士顿区域的 Boston Field Research Conference ( http:/ / www. bostonfieldresearchers.org / ),青年博士研究生和教师组成的 The Ethnography Atelier (https:/ / www. ethnographyatelier. org / ),公共管理领域则更少。 ④信息可参见:徐淑英. (2018-07-04)[2022-01-13]. 商学院教授们,别躲在象牙塔里[EB / OL]. https:/ /www. sohu. com/ a / 239175385_659080. 事实上,公共危机管理领域一直拥有非常强的田野工作传承,特别体现在领域早期缘起的学科——灾害社会学和地理学(Killian,1956)。在灾害社会学⑤领域,早期主要的推动者 Enrico L. Quarantelli 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训练,他后来在灾害社会学以及应急管理的研究中特别强调田野工作的重要性。直到今天, 在Quarantelli 创办的灾害研究中心,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依然坚守着田野工作的传统(Quarantelli, 1997)。这一传统下培养的毕业生先后在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以及其他研究机构工作,他们在各自机构大力支持田野工作,其中一个比较知名的项目就是由 NSF 持续资助、设在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快速响应研究项目(Quick Response Research Award Program)。该项目主要资助研究者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快速进入灾害现场开展研究工作,同时也为年轻研究者提供训练机会⑥。 ⑤在当前社会学领域,灾害社会学已经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领域,在当前国际社会学会仅有一个规模不大的研究专委会 RC39。 ⑥信息可参见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自然风险中心网站:The Natural Hazards Center,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 2022-08-06]. Quick Response Research Award Program[ EB/ OL]. https:/ / hazards.colorado. edu / research / quick-response. 与其他领域相比,灾害现场的田野工作具有一定独特性。其中比较显著的独特性体现在田野工作能使研究者具身理解灾害给社会、社区和个体带来的冲击。这些冲击不是研究者在书斋、后方或者通过灾难电影能够轻易感受的。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今天,人们在经历过疫情暴发后的居家隔离、方舱医院集中隔离、全域静态管理、物资短缺等冲击之后,对于应急状态和突发事件对社会、社区和个体所造成冲击的具身体验与之前是不一样的(吕孝礼, 2021)。 在危机研究领域,还有一部分研究者是在与实务界的密切互动中逐步积累田野观察的,在参与中加深对危机和危机管理现象的认识。这些互动体现为研究者受邀担任政府危机管理相关部门顾问,参与政策制定、事故调查,共同设计培训、演练等。比如,美国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创始人之一 Russel Dynes 曾担任过三哩岛核事故总统调查委员会成员,瑞典国防大学的 Bengt Sundelius 曾任瑞典应急管理署首席科学家,脱胎于莱顿大学危机研究中心的安全与危机管理研究院和 Crisisplan 都长期为政府提供咨询、演练和培训(‘t Hart, 2022)。在国内,众多危机研究者参与了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的工作,一些研究者受邀参与了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等重大突发事件的调查工作。这些参与体验可以让研究者更好理解决策场景、信息过滤、互动氛围等相关信息,提炼出相关应急管理实践的核心冲突与张力,进而形成基于管理实践的研究问题。 此外,一些基于田野工作的危机研究也对实践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例如,美国航空航天局曾于 1986 年和 2003 年分别经历了航天飞机失事事故。对这两次事故的调查报告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2003 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爆炸事故的调查不仅仅停留在对事故技术和管理诱因的分析,也开始关注事故的组织和历史诱因。美国航空航天局作为全球最顶尖的工程技术机构之一,开始接受一些基于田野工作的社会科学理论对事故诱因的解释。具体来说,事故调查报告采纳了高可靠性组织(High Reliability Organization)、异常信号正常化( normalization of anomaly)等理论视角来解释灾难的组织和历史诱因 ( LaPorte and Consolini,1991;Vaughan,1996;CAIB,2003;吕孝礼和朱宪,2019)。 二、在田野中理解中国危机管理实践: 触摸、深化、聚焦、延展 回头来看,笔者对中国危机管理实践的理解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触摸进入,进而抓住一些关键观察机会深化对管理实践的系统理解,随后战略性选择 110 指挥中心作为长期的田野工作站聚焦,直到现阶段通过政策参与和闭门研讨等方式延展对管理实践的跟踪与深化理解。 毕业回国之后,笔者依托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的研究项目,在国内开展了大范围的实地调研,开启了全面触摸中国应急管理实践之旅。笔者走访了不同类型的应急管理机构,访谈了大量应急管理领域的从业者,试图理解和触摸中国应急管理实践的不同元素,特别关注了应急管理部门的领导干部对应急体系建设的观点。在调研与访谈过程中,笔者不断摸索与领域内不同级别政府官员的对话方法。通过持续试错的摸索,笔者逐步体会到了与资深从业者(田野方法中通常称之为“精英访谈对象”) 在信息、地位等方面的不对称性(McDowell, 1998; Mikecz, 2012; Empson, 2018)①。比较幸运的是,一些访谈和走访是笔者与资深同事或者相关部委官员一起开展的,而这些非刻意安排恰好为笔者提供了认识与消解上述不对称性的机会。笔者得以在访谈过程中逐步熟悉了应急制度场景的话语体系,补充强化了对中国应急管理实践的理解;同时也逐步领悟了在田野工作中如何开展访谈对话,特别是针对精英访谈对象访谈的方法与技巧。 ①据笔者观察,在青年学生和学者与精英被访者的对话中,有的时候访谈者感觉沟通很好,但事实上并未触及管理现象的本质。 笔者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对政策领域理解的深度决定了访谈的深度。一方面,访谈者对政策领域的理解深度直接决定访谈问题的精准程度。深耕应急领域的访谈者对关键政策、核心矛盾有准确的把握,提出的问题更能切中肯綮。另一方面,问题的靶向水平也会影响受访者对访谈者的回应。大部分受访者可以在访谈的初始阶段判断出访谈者对于领域理解的深度,进而对后续很多问题的回应深度和解释做出相应调整。如果访谈者被受访者判断为外行,那么访谈者被官样文章敷衍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因此对于访谈者来说,除了在访谈前做充分的准备工作之外,长期跟踪实务领域进展也特别重要②。 ②付帅泽对此段观点亦有贡献。 除此之外,研究者需要争取和把握关键的观察机会,保持与实务工作人员的密切联系,参与关键调研或培训活动,借此深化对政策领域的深度理解。比如,笔者恰好有机会同应急部门某领导一起对国内几个省市的应急管理工作开展调研。笔者是在参加某小型研讨会时认识了这位领导,在会议间隙的交流过程中了解到他刚刚调任应急部门,刚好要开展一次国内调研,其调研的目的是加深对领域的认识,这为笔者全程旁观调研并加深领域理解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另一个观察机会是笔者旁听了当时应急办系统领导干部的培训课程,其中两个环节加深了笔者对应急管理工作的理解:一是课程邀请了某部门负责应急工作的全体处长来介绍相关工作,这为笔者提供了全景式了解应急管理工作的难得机会;二是在课程案例讨论和情景模拟环节,笔者听到了学员设身处地分享自己在相似场景的思考及可能采取的行动。这两个独特的观察机会的意义在于:一是使笔者对于应急管理工作的了解更具有系统性;二是笔者开始意识到,具有很强的同辈压力的场合能够在客观上迫使大家更具深度地表达观点,从而大幅提升讨论的含金量。 要实现对政策领域的长期跟踪,选取与维护稳定的田野观察地点尤为重要,这样有利于聚焦开展研究工作。在田野点的选取时,研究者需要结合研究问题来考虑。110 指挥中心之所以能够成为笔者的田野点,是因为其与笔者从撰写博士论文时就开始关注的突发事件研判议题紧密相关。在很多突发事件中,110 接警平台很可能是突发事件信息进入政府部门的第一环。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该指挥中心负责与笔者对接的同行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为田野观察点的长期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这位同行对笔者的研究非常感兴趣而且十分支持,是在田野工作中可遇不可求的“线人” 。在彼此的互动中,他可以非常快速准确地理解笔者提出的研究想法(现在回想起来,有的交流中笔者应该还夹杂了不少让实务工作者费解的学术词汇) ,并且非常乐意( 几乎无障碍) 回答笔者对于一些现象的困惑。 恰恰是在该 110 指挥中心开展田野观察的过程中,与该同行一次偶然的沟通让笔者迸发出了使用视频设备采集接线员实时工作实践的想法。尽管当时确实没有非常清晰的设计,但笔者与合作者都坚信视频采集的是自然、真实发生的状态,以视频数据为基础的研究肯定可以揭示出其他数据所无法揭示的研究发现。 以视频数据为切入点,笔者的课题组逐步了解到可以对其开展多模态分析。与问卷和文本数据相比,使用多模态组织分析可以系统地观察研究对象的表情、姿态、会话等诸多模态,更好地分析微观互动行为、实践的发生及演化过程,以及情境性因素对行为和过程的影响。除此之外,这些分析工作横跨了语言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语言学领域已经有会话分析的研究关注了医患沟通等场景(Wang,2020),微观社会学的研究也关注了冲突发生的过程(Nassauer, 2019)。 这一类分析同时承载着过程分析的转向,这与公共管理领域以往研究有一些差异。以街头官僚研究为例,很多早期的街头官僚研究和警察研究并未特别关注“过程”,而是更多地关注执法对象的特征、街头官僚的特征等因素对自由裁量结果的影响。但是在实际的 110 接警会话或者其他工作互动场景中,裁量结果并非仅仅由互动双方的特征因素直接决定,也有可能是互动过程中彼此塑造的情绪氛围所激发出的情境性结果,还可能是互动中双方协商构建的结果。这些发现恰恰蕴藏在田野观察和采集的视频数据中(徐浩,2022)。 研究资历的增长和社交网络的建立为田野工作延展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机会。研究者逐步会有参与政策制定、专家咨询、培训演练的机会,也可以主动邀请重要岗位的应急同行来开展分享。因为笔者课题组主要关注应急部门内部运作,基于信任的闭门研讨方式更适合邀请政府同行来开展分享。一方面,深度参与的政府实务人员能够掌握一手的资料信息,帮助研究者了解事实真相。另一方面,闭门会议的形式以及互信合作的关系能够打消政府人员对于分享可能引发舆情的忧虑。另外,研究者可以在会议人员邀请以及议题设置上创造具有同辈压力的场景,在同行互动中激发更多讨论,以便将讨论推向深入①。 ①付帅泽对此段观点亦有贡献。 三、正视田野工作的优势与理解“极限” 数据驱动类研究需要正视田野工作的作用①。有的研究者对可得数据的采集情况及其背后的管理实践缺乏基本了解,在数据驱动下单方面强调方法的支配地位,这使得研究结论难以准确解释管理现象。这些“陷阱”主要有两种比较典型的情况。一是不了解管理机制和一线人员的数据处理方式对数据采集造成的影响。例如,部分研究者拿到 110 接警数据后的第一反应是关注 110 单日接警量、接警类型等,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统计分析试图探寻相关规律。但在实际管理实践中,接警数据会因管理手段调整而产生较大的波动。笔者在 110 指挥中心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早期的当地 110 接警还提供协调查询车主信息的业务,即如果公众遇到自己所停车辆被其他车辆堵住的情况,110 接警可以为其协调移车。这类移车类报警通常在早高峰时段占据很高比例。后来因为管理责任的重新划分,移车类业务被取消。这使得 110指挥中心的日接警量发生变化。如果研究者只做简单的数据驱动类分析,不去系统地了解管理手段的变化,对研究结果的理解就会出现系统性偏差。二是对于问卷填写者的思维模式和话语使用习惯等缺少了解。这也会使得专业人群被动应付填答问卷和量表,最终导致数据可靠性堪忧。 田野工作需要正视访谈与其他数据收集方法之间的关系。不少学者对于访谈的使用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和做法。Jerolmack and Khan(2014)认为访谈或者自填问卷中自我陈述存在所谓态度谬误(attitudinal fallacy),即把口头表达的情感和图式推断为情景化行为的错误,受访者可能出现言行不一的情况。Carpenter(2010)在对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研究中没有将访谈作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原因同样是认为访谈难以完全复现事件发生的过程,只能帮助了解其中某些关键事件,以及访谈对象对于类似事件的不同视角。 青年学生和学者由于自身社会阅历不足,存在对某些管理现象理解的“极限”。比如,很多初学者希望研究尖峰时刻的危机决策、领导如何作批示、专家组成员的互动模式等。然而,青年学生和学者实际上难于在上述场景开展田野工作,也缺少参与体验,所以比较难于理解此类管理现象的情景和情境。因此,笔者建议研究者自身要正视田野场景理解的可能性、可得性和“极限”,在选择研究问题时综合考虑自身所能接触到的管理现象以及自身对场景理解的敏感性等因素。 总之,管理领域的田野工作对于青年学生和学者来说是极富挑战性的。我们必须承认对于管理实践的理解是无止境的,这也是一个在持续深化中逐步纠偏的过程。随着生活、工作、田野阅历的增加,研究者需要逐步提高个人对管理现象“理解”的层次,也随之逐步突破个人对管理现象理解的“极限”。 参考文献 略 专栏导语 【编者按】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呈现中国治理丰富的故事？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于2021年10月组织了“多学科视野中的田野工作”讨论会。与会学者来自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法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学者们共同聚焦于治理研究中的田野工作，各自对田野工作之意义又有着不同的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在他们口中呈现出丰富的样貌，此种丰富性源自学者们多元的“认识论”（epistemology）视野。编辑部认为，不同学科的交汇有益于推动中国国家治理中田野案例的研究，并在方法论上扩展公共管理学科的视野。因此特以专栏形式将此次讨论成果发表，以飨读者。 专栏共收录七篇文章，分为两组。第一组三篇文章聚焦田野工作与理论视角的关系，其中有社会学者谢雯的《变迁中的社会与个体生命——以我国东北地区研究为例》、人类学者张帆的《知识从哪里来？：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源流与知识论基础》、法政治学者王越端的《法政治学的田野研究：为什么，怎么做？》；第二组三篇文章侧重于挖掘“真实”的经验本身，其中有历史学者刘永华的《田野调查与区域社会史研究：一个基于个人的观察》、公共管理学者吕孝礼的《公共危机管理领域的田野工作：灾害冲击下的具身体验、参与互动和深化理解》、政治学者马啸的《在田野中丰富意义：以府际政策博弈研究为例》。讨论会召集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罗祎楠以《中国治理的故事何以丰富？：认识论视野中的田野案例研究》为题为专栏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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