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宗超：“举国体制”救灾 在我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中发挥优势

      彭宗超表示，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方面，我国优势在于我们有举国救灾体制，联防联控机制和对口资源机制。疫情防控初期，我们需要在传染病大流行时期做最坏情景假定，因为在最初阶段是最艰难的，我们难以获得外部帮助，所以最坏情景准备是非常重要的。疫情防控后期，我们要变威胁为机遇，需要事后的调查评估机制来跟进，这不仅是为了事件问责，更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总结疫情防控的经验及教训，找到真正的短板和漏洞，然后去学习和改进。

　　“关于公共卫生的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卫生应急的六大体系及、六大能力是我们今天需要特别关注的。” 彭宗超表示，其中包含三个基础体系，第一是预防和控制体系，包含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风险预防和控制体系。第二是应急组织体系，应急组织体系主要是解决“谁应急、谁负责、谁支持、谁协同”的问题，谁有决策权和指挥权是特别关键的。第三是医疗救治体系，一旦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就涉及到医疗救治跟进、防控救治一体等环节。此外，卫生应急还包含三个相应的保障体系。第一是医保的救助体系，这是我们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系统，也是我们卫生应急的关键，国家对于疫情是有医保“兜底”保障的。第二是法治保障体系，我们“一案三制”的制度体系，特别是法制在我们整个卫生应急体系当中是最基础性的制度体系。所以它会涉及到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等，这些相应的法制保障必须要到位。第三是物质保障体系，我们要有相应的资源，当然物资保障体系也可以扩展为资源保障体系，这样不仅仅包含物质，还包含人力、技术等方面。

　　彭宗超认为，按照应急流程，卫生应急可以初步分为六大能力，第一是源头预防化解的能力，我们将来是否有相应的源头预防化解机制或能力，如果我们能从源头上解决相应问题，后端风险就会大为降低，而且防灾减灾的投入产出比是最好的。比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把生物安全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大力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第二是早期监测预警的能力，“四早”中最重要的是“早发现”，尤其是不明原因的疾病或事件对早期监测预警构成了巨大挑战。第三是依法科学防控的能力，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我们要做法制完备，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法制贯彻落实到我们的卫生应急领域中去。第四是对于最坏情况考虑和峰值压力应对的能力。我们不仅要考虑它的常规情节，更要考虑它在未来可能出现的高端峰值压力的需求，针对需求去做压力的测试。我们需要提前进行压力测试，做压力情景的假定，做相应预案跟进与资源配置。第五是舆情风险沟通的能力，我们在事件发生后，通常面临两方面的应对压力，即事件本身和舆情风险的应对压力，所以我们一定要树立两线应对的概念，舆情风险沟是伴随突发事件发生全过程的。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卫生应急风险的意识，应急能力当中舆情风险沟通意识和能力的建设。第六是各方联防联控的能力，我们传承下来非常重要的联防联控机制经验，今天的联防联控机制存在于政府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层级政府和部门之间也要做联动。此外，我们还要扩展到地区的联防联控。甚至在全球峰会上，我国特别倡导在全球也要建立联防联控机制，所以我们的联防联控概念也包含了国际合作的概念。

　　彭宗超介绍，对于我们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未来的发展趋势，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第十二次会议做了全面的部署。会议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