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公共危机管理领域存在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其原因之一就是研究者缺少在实践中的田野工作。田野工作不仅是个人的、情感的和身份的工作，而且是体力劳动，是具体的经验。田野工作在公共危机管理领域从何缘起？如何在田野工作中理解中国危机管理实践？研究者该如何看待田野工作在公共危机管理领域的优势与“极限”？吕孝礼老师发表于《公共管理评论》2022年第3期的《公共危机管理领域的田野工作：灾害冲击下的具身体验、参与互动和深化理解》一文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思路。近日，应“公共管理共同体”公众号邀请，清华大学公管学院长聘副教授、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吕孝礼结合自身研究经历，就公共危机管理领域中的田野工作问题进行了分享。 嘉宾介绍 吕孝礼，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政府管理与创新研究所副所长、行为与大数据实验室执行主任。发表多篇中英文期刊文章，出版英文专著Managing Uncertainty in Crisis。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和新冠疫情专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重点项目，应急管理部、中国地震局以及北京市地震局等多个科研项目。担任Disas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Risk, Hazards & Crisis in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Risk Analysis and Crisis Response,《风险灾害危机研究》，《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等期刊编委。曾获国家级某人才计划青年学者（2020）、北京市应急管理领域青年学科带头人、荷兰/比利时公管最优博士论文提名奖等诸多奖项。入选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访问研究员。目前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危机研判（战略层与操作层）、视频分析方法等。 访谈实录 Q1：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发表在《公共管理评论》2022年第3期的《公共危机管理领域的田野工作:灾害冲击下的具身体验、参与互动和深化理解》一文的主要内容。 吕孝礼：这篇文章的雏形源于北京大学罗祎楠老师《定性研究方法》课程上的跨学科讨论，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律、公共管理等不同学科研究者分享了开展田野工作的心得。这种跨学科讨论的尝试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意义。在此基础上大家决定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一期笔谈分享给更多研究者。 我没有接受过田野工作的系统训练，非科班出身，这篇文章主要是从我的观察和经历出发分享了四方面内容：（1）回顾了社会科学研究开展田野工作的传统，指出当前一些研究越来越“经院化”的趋势，特别是研究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呼吁研究者重拾田野传统，从实践出发提炼研究问题；（2）回顾了公共危机管理领域的田野工作传承，进一步阐明了这个领域田野工作的独特性，特别是具身理解的作用；（3）从自身经历出发，将田野工作划分为触摸、深化、聚焦、延展等阶段，并分别指出每个阶段的核心问题和挑战，如精英访谈如何深入、策略性选择田野点、闭门研讨等；（4）指出需要正视田野工作的优势以及青年学生对某些管理现象理解的“极限”。 Q2：文中提到当前公共危机管理缺少对实践的深入田野观察，您认为导致这一现象可能是由哪些原因导致的？ 吕孝礼：这可能不仅仅是危机管理领域的问题，在其他研究领域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想可能和两个因素相关：第一个因素是全球学术共同体发展至今形成的规范和要求。一方面，学术共同体更重视理论和方法的严谨性；另一方面，研究者面临职称晋升等考核体系、工作市场上发表压力，这些都使学者对文章发表的速度有现实的期待。而开展田野工作时间耗费较大，客观来讲研究发表速度会慢一些。 第二个因素是国内学术共同体在过去一个时期特别重视研究方法的学习和提升，但方法训练以量化为主。虽然近来对质性方法和案例研究的关注度有所提升，但相对来讲对田野工作的系统关切仍很少。具体到危机管理领域，也有不少现实挑战制约田野工作的开展。比如，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并不是所有团队都具备深入田野的能力或渠道。更有挑战性的是，尖峰时刻的决策研判等场景更是可遇不可求。 Q3：本文提到“据笔者观察,在青年学生和学者与精英被访者的对话中,有的时候访谈者感觉沟通很好,但事实上并未触及管理现象的本质。”对于访谈过程中访谈者如何引导受访者深入话题实质，您有哪些经验能够分享？ 吕孝礼：正像在文中指出的，造成上述问题往往不是访谈“技”的层面的原因，本质上是知识和信息不对称。这往往需要青年学生和学者从日常做起，长期追踪政策领域实践的进展，增强对政策领域实践的理解。知易行难，并非所有研究者都能坚持下来。在初步尝试的阶段，访谈者无法识别“质”，发生被受访者带着走的情况也很正常，需要在不断试错中总结提升。随着对领域了解走向深入，鉴别受访者是否谈及现象本质的能力会逐渐增强。 Q4：本文提到了以视频数据为切入点的多模态分析法，您能否具体介绍下多模态分析法最新的应用与发展？ 吕孝礼：目前，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传播学、犯罪学、组织研究等学科领域已经对视频分析开展了一系列探讨，在家庭互动、课堂教学、医患沟通、司法语言、政治传播等应用场景开展了较多拓展性研究。视频方法的研究目前主要从实证和诠释两个范式展开。实证范式下的主要流派包括微观社会学中的视频数据分析、小组研究中的互动过程分析；诠释范式则包括多模态话语分析、常人方法学衍生的会话分析和工作场所研究、视频民族志。视频方法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情境因素、情绪、具身性、社会物质性、过程动态等维度的刻画和理解。同时对于深入探索公共服务供给与监管、研判决策与协同、多模态沟通与传播等公共管理研究议题，视频方法也具有很大潜力。 近期我们有一篇文章会刊出，文章梳理了视频分析在社科领域的应用情况以及在公管领域未来发展的可能，感兴趣的读者后续可以关注。 Q5：田野工作在长期跟踪与数据收集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伦理挑战，请问在您在公共危机管理的田野实践中是如何处理伦理问题，化解伦理风险的？ 吕孝礼：确实，这是摆在每个田野工作者面前的挑战，学术界也有不少因伦理问题而被人诟病的例子。必须承认，我们针对公共部门开展田野工作面临的伦理风险比针对黑帮犯罪等领域低很多，目前我们遇到挑战不多。总体来说，我和课题组同学主要秉持文化相对主义来观察田野中的现象，更多探究那些与平常认知不符现象的可能诱因，而不是简单去苛责或者辩论。当然，素材采集和分析中的匿名化处理等基本伦理问题也是不断在向刚加入课题组研究人员普及，这也是避免的后续伦理风险的重要一课。 Q6：本文提到研究者要正视田野场景理解的可能性、可得性和“极限”，同时需要考虑自身对场景理解的敏感性和所能接触到的现象。您认为青年学生与学者如何对上述标准进行判断？ 吕孝礼：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很难像解方程一样给出一个明晰的判断标准。首先需要正视可得性，田野的进入壁垒广泛存在，研究者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进入所有自己想研究的田野场景。其次，在以往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青年学生缺乏工作经历，对有些场景理解的难度比较大，比如高层决策、专家参与决策支持、领导批示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无法针对上述场景开展田野工作，只是可能需要投入更长时间来深化理解，同时也需要辅以更多生活阅历和工作经历才能完成。此外，我们也必须承认研究者对于不同场景理解的敏感性存在差异。比如，有的同学平时不是很喜欢社交，特别是不愿意思考人际交往问题，可能研究微观互动议题就会觉得吃力。当然，研究者也需要在摸索过程中不断证实和证伪自己所擅长理解的研究议题，这也是一个不断认识自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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